“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docVIP

“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 　　【关键词】西晋nbsp; 八王之乱nbsp; 禁卫军权nbsp; 专制君权 　　【摘nbsp; 要】作为中国古代专制君权有机构成的禁卫军权，它既是维护君主专制政体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会成为破坏这一体制的重要因素。“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统治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政治斗争，参与政争的太后及外戚杨骏、惠贾皇后、宗室诸王之间围绕宫殿禁廷的控制权而展开了多次较量，对禁卫军权的控制和利用成为斗争中最常见的手段，能否有效掌握禁卫军权往往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的关系，提供了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和禁卫军权关系的一个典型个案。 　　发生于西晋惠帝年间的“八王之乱”（包括贾后专政），是以宗室为主的统治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的一次政治斗争，其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以及历史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八王之乱”有不少方镇诸王参与，后来又扩展到北方广大地区，具有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的性质，但论其起因、总过程及斗争目标，则主要是在宫廷为中心的京师地区进行的，“八王之乱”的实质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权和对皇权进行控制的一次政治斗争。“八王之乱”与宫殿禁廷的争夺控制密不可分，因为只有控制了宫殿禁廷方可控制当朝君主或者实行专权乃至篡位，是斗争中最有力的政治手段。控制宫殿禁廷自然离不开禁卫武官及其所统禁卫军。因此，考察禁卫军权与“八王之乱”的关系，对于认识西晋禁卫武官制度与“八王之乱”的实质，都是很有意义的。同时由于“八王之乱”这一个案的独具特色，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无疑也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禁卫军权与政治的关系。[1] 一、杨·贾之争与禁卫军权 　　《晋书》卷三《武帝纪》：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夏四月辛丑，以侍中、车骑将军杨骏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按晋武帝在世时不顾朝中诸大臣之反对，一意孤行，立愚痴长子司马衷为太子[2]，又虑其难以亲自执政，于是为其设立顾命大臣以辅佐其执政。晋武帝原本是要以宗室汝南王亮与外戚杨骏夹辅王室，从而在宗室与外戚之间维持平衡，以保证愚痴太子在即位后皇权不至旁落[1]。这种想法自有其合理性，但在当时朝政中受诸种矛盾之制约却不具备现实性。晋武帝弥留之际，随侍其旁的杨皇后（杨芷）与其父杨骏相勾结，矫改武帝遗诏，武帝夹辅王室计划告吹，出现了杨骏一人独掌朝政的局面。晋惠帝即位后，太子妃贾南风（原晋武帝宠臣贾充之女）立为皇后，武悼杨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杨骏则据矫改之遗诏而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为辅政大臣，掌握了西晋王朝军政大权。 　　《晋书》卷四〇《杨骏传》：“惠帝即位，进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百官总已……骏知贾后情性难制，甚畏惮之。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杨骏虽然手握军政大权，但他需要处理大量文书以决策国政，不可能时时在惠帝身边进行控制，而惠帝皇后贾南风性情凶悍，又经常在惠帝身边，这对杨骏专制朝政构成了潜在威胁。杨骏为了有力对付贾后有可能形成的威胁，采取了“多树亲党，皆领禁兵”的措施。此举当有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宗室诸王对朝政的干预。相比而言，贾后毕竟在后宫，惠帝又是愚痴，故对付贾后尚在其次。上引《杨骏传》之后接着又记“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怨望者愤然者主要应当就是宗室诸王。在矫改之武帝遗诏中说：“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二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表明左右二卫三部司马及殿中都尉、司马在殿中宿卫，三部司马与殿中司马并非相同官职，杨骏早在专权之初便十分重视对自身的禁卫。杨骏“多树亲党，皆领禁兵”，史未明载具体由何人担任禁卫武官（长官）来统领禁兵，不过从后来杨骏被诛时的情况可推知一二。《晋书》卷四《惠帝纪》：永平元年（公元291年），“三月辛卯，诛太傅杨骏、骏弟卫将军珧·太子太保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令蒋俊、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皆夷三族”。据《杨骏传》，对其专权行为，其弟珧、济“数相谏止，骏不能用，因废于家”，可知珧、济当时并非骏党，株连而死实属怨枉。在以上被诛诸人中，明确为禁卫武官者是中护军张劭，此人又见《晋书》卷四四《石鉴传》：“武帝崩，（司空石）鉴与中护军张劭监统山陵。”可知张劭在晋武帝去世之初已为中护军。《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五月，“杨骏以贾后险悍，多权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广为散骑常侍，管机密，张劭为中护军，典禁兵”。看来张劭确是杨骏所安排的典禁兵的禁卫长官之一。张劭与段广同为杨骏外甥，同上书四月条谓“劭，骏甥也”，可证。刘预之职务应即左军将军，亦为杨骏所安置的禁卫武官。《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