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英学士”与律诗定型..docVIP

“珠英学士”与律诗定型. 众所周知，经过长期的发展，律诗在初唐的后期最终得以定型。不过，对于谁是律诗形制的定型者，以及律诗定型的准确时间，学者们尚有争议。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一部重要的、但却鲜为利用的文本——《珠英学士集》的研究来解决上述问题。 《珠英学士集》是在武后时期（690-705）编纂的一部诗歌选集。公元七0 0年，武后诏学士四十七人修《三教珠英》。此后，这些人便被称为“珠英学士”。这些“珠英学士”皆为诗人兼学者，有的还是当时最知名的诗人。因而，编纂《三教珠英》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公元七0一年，当《三教珠英》最终修成之际，崔融编集的《珠英学士集》也同时问世。目前，全帙的《珠英学士集》已经散佚，仅存敦煌遗书中的两个写本残卷，即“伯三七七一”[1] 和“斯二七一七”[2]。王重民最先证实了这两个写本残卷就是《珠英学士集》的残存文本，并阐述了它和《三教珠英》之间的关系。[3] 在有关这两个写本残卷的其他研究中，吴其煜的两篇论文尤其值得注意。[4] 在这两篇论文中，吴其煜考察了这部诗歌选集的书目著录情况，研究了其编集者，并介绍了《珠英学士集》中所选诗人的履历。 传统看法认为，沈佺期（-713?）和宋之问（656-712）这两位珠英学士是律诗形制的定型者。作为《珠英学士集》的编集者及“珠英学士”之一，崔融也为律诗形制的定型贡献了一部文本，即《唐朝新定诗体》。如果仔细考察“珠英学士”所使用的诗歌形制，或许将有助于解答律诗的最终定型这一问题。 “珠英学士”与《珠英学士集》的诞生 《珠英学士集》是编纂《三教珠英》过程中的副产品。初唐时期，无论官方，还是私家，都对纂辑类书投入了极大地热情。[5] 在初唐一百年中间，大约纂辑了二十部类书，而《三教珠英》则是其中篇幅最大的一部。[6] 王溥（922-982）《唐会要》云： 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圣历中，上以《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7] 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竞、沈佺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湜、常元旦、杨齐哲、富嘉謩、蒋凤等二十六人同撰。于旧书外更加仙、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城等部。[8] 后来，这部类书的名称更改了，正如王溥所记载的： 开成二年……其年十月，敕改天后朝所撰《三教珠英》为《海内珠英》。[9] 《资治通鉴》则云： 改元久视；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六月，改控鹤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10] 由上述引文，我们了解到，《三教珠英》的编纂始于久视元年六月，成于大足元年十一月，前后历时共计一年半。其范围似远出《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之右。 由于唐代类书编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文学创作，尤其是帮助诗赋的创作，因而，成于众学士之手的《三教珠英》，对文学创作无疑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旧唐书·阎朝隐传》云： 朝隐修《三教珠英》时，成均祭酒李峤与张昌宗为修书使，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预其列者，有王无竞、李适、尹元凯，并知名于时。[11] 《新唐书·徐坚传》云： 坚……与徐彦伯、刘知几、张说与修《三教珠英》，时张昌宗、李峤总领，弥年不下笔，坚与说专意撰综，条汇粗立，诸儒因之，乃成书。[12] 这些人与其说是学者，更不如说是文人。当类书编纂进展不顺时，这些文人会做些什么呢？这时，他们很有可能聚在一起，吟诗作赋。《新唐书·艺文志》这样记载这些诗人的选集： 《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13] 十二世纪，《郡斋读书志》亦著录《珠英学士集》五卷，并云： 唐武后朝，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14] 王应麟（1223-1296）在《玉海》中也记录了这部选集的五卷全本，中云： 崔融集学士李峤、张说等四十七人诗，总二百七十六首。[15] 《唐会要》云，预修《三教珠英》者二十六人。但是，据《郡斋读书志》和《玉海》，预修者凡四十七人。除了上引《唐会要》中二十六人的姓名以外，从《资治通鉴》《新唐书·阎朝隐传》（译者按，应为《旧唐书·阎朝隐传》）和《郡斋读书志》的引述中，我们还可以补充张易之、李适、武三思三人。据《新唐书·艺文志》[16]、《玉海》[17]，以及《新唐书》“李适传”、“尹元凯传”[18]，乔侃、刘允济、吴少微（-706）三人也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