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叶日本疑古史学叙论..docVIP

上世纪初叶日本疑古史学叙论. 「疑古」，即对古代历史与古代文本表示怀疑，通过考证确认其「有无真伪」，是世界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此现象在中国与日本表现得特别突出。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二十世纪10至20年代出现在日本学术界的一场疑古运动。这场运动规模大、参与者多，影响深远，不仅是一场学术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若要研究日本思想学术史，「日本的疑古史学」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在日本现代，疑古与「启蒙」、「批判」这两个概念有关。疑古，是启蒙思想与批判主义在史学界的反映。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有两次启蒙思潮。其一在维新后不久；其二于明治、大正之交，即上世纪20年代前后。每次启蒙主义思潮，都以介绍「西洋事情」，批判传统思想为其特点。这样，启蒙思潮领先，批判思潮相随，随之导引相应的史学思潮，即启蒙的批判主义史学跃上历史的潮头。作为日本「第二次启蒙」1思潮中的活跃人物，著名史学家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人创造出这个时候的批判主义疑古史学。 nbsp; 一　《崔东壁遗书》与日本批判主义史学前奏 nbsp; 　　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在日本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日本疑古史学标志性事件，揭开日本疑古的帷幕，继承与发展这个思潮的则有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等人2。然而，探讨日本疑古思潮，而试图去寻找它的源流时，则会自然地想起那珂通世这个名字。可以说，从那珂通世到白鸟库吉，再到津田左右吉、内藤湖南等，表现出日本现代疑古思潮演进的三个阶段。 　　仔细想来，日本「疑古」思潮兴起，从文本视角考虑，源泉竟然是一本中国书──崔述的《考信录》，而将这本书3介绍到日本的就是著名中国学学者那珂通世4。 　　1902年，日本《史学杂志》第十三篇第七号发表那珂通世的〈考信录解题〉，介绍崔述花费四十余年「精密地调查上古、唐虞、三代、孔孟的事实」，并说：「计经史百家之书，鉴定其新古，甄别其真伪，我国人虽望竟其业，幸赖此书，得省其劳。东壁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暂且不论，对古书古传再中研究的话，对于我们了解西邻古代开化的真相，就可事半功倍。」5 　　在那珂通世看来，《考信录》所做的工作「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考信录》所斥者真是「圣人之道」吗？可能稍欠史证，但至少在日本学者的心目中已经产生这样的印象。也许，日本学者之所以看中《考信录》，就是因为这本书背后，有着被他们称道的批判精神，而这恰好与二十世纪初该国蓄势待发的新一轮批判思潮相吻合。 　　过了一年，也就是1903年的4月，那珂通世终于校点出版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这是一件大事，给日本批判主义疑古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资料资源6。 　　崔述（1740─1816），河北大名人，字武承，号东壁。清朝举人，曾为福建罗源等县太爷，六十二岁北归。7关于他的学问，《清史稿》云： nbsp;nbsp;nbsp;nbsp;nbsp; 其著书大旨，谓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传注。以经为主，传注之合于经者着之，不合者辨之。异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削之。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然勇于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 　　中国学术史上历有考史之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崔述的《考信录》、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方法不同，主义相近，而《考信录》则为其中突出的一部。 　　崔述五十三岁时收徒陈履和，当时陈三十二岁，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然而这位学生记得师恩，尽其一生传布老师的学问，为崔东壁刻书，以至「宦囊萧然，且有负累」。传世的《崔东壁遗书》（道光四年陈履和刻本）就是他献给老师与后世的厚礼，而《遗书》中重要的一部乃《考信录》。 　　据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记载，那珂通世是从汉学家狩野直喜那里获赠《崔东壁遗书》的，这本书就是陈履和道光四年刻本8。 　　那么，狩野直喜是从哪里获得这本书的呢？原来，1900年前后狩野直喜作为日本文部省的留学人员在中国和文廷式、俞樾等人交游，有可能获书。据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称：崔述在日本有信徒，那大多是由于《国朝先正事略》详细载崔述事，摘录学说概要，引起日本人注意。他的书在日本也有很多抄本。内藤等通过《先正事略》而知《考信录》，求其书，早就读过。狩野在北京得《崔东壁遗书》残本以示那珂，那珂遂得其完本出版。 　　「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传注」，在崔东壁看来，中国的经典已有「传注」杂于其中，而「传注」又有「百家」杂于其中，因此无论经典，无论传注，都存在伪杂相掺的现象，因此要怀疑、要去杂。崔东壁书的出版给日本学术界带来新气象与新思维，鼓舞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