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戏剧的发生看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汪晓云博士访谈录.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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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戏剧的发生看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汪晓云博士访谈录

从中西戏剧的发生看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汪晓云博士访谈录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汪晓云:女,文学博士,现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工作站工作,在《光明日报》、《民族艺术》、《戏曲研究》、《戏曲艺术》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研究方向为比较戏剧学,主要研究中西戏剧发生学,试图以戏剧发生为个案,综合文、史、哲,运用文化人类学、语言文字学、艺术心理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资源,从文化整体视野中探究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途径。现研究方向为宗教学,拟从源头探究中国宗教思想的形成,以及宗教与人类现实生活的关系。   廖明君:男,《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已出版专著《壮族自然崇拜文化》、《生死攸关——李贺诗歌的哲学解读》等。 廖明君(以下简称“廖”):晓云博士,去年你在《民族艺术》上发表了你的“发生学”系列,这些系列最终指向中国戏剧艺术的发生。您对中国戏剧发生的独到见解以及从仪式到艺术的发生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你为什么会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中西戏剧发生呢? 汪晓云(以下简称“汪”):感谢《民族艺术》的慷慨,使我这些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上都跨得比较厉害的文章能以这样体系性的方式为学界认识与了解。我之所以对中西戏剧发生学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点:首先,戏剧作为人类共同的创造,应该有能传达人类共同精神需要的某种质素,这一质素是戏剧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内核,不认识这一内核,就无法把握戏剧的本质,以及它与人类认识发展以及社会历史演变的关系——这一关系正是戏剧发生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戏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为何发生与如何发生,也就是从总体的文化视野认识与把握戏剧作为人类共同文化创造的生成。 其次,就中国戏剧研究看,以前我们更多强调中西戏剧的不同,这一点仅仅从“戏曲”与“戏剧”这两个概念就可以看出。实际上,如果从戏剧实践出发,谁都不难看出,西方戏剧的源头古希腊戏剧与中国戏曲有着太多的相似甚至相通。 此外,选择这一课题,与我的导师周宁先生的指引分不开,也正是在他的鼓励与指导下,我才逐步完善并完成了对中西戏剧发生学的探究。 廖:听说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就排演了古希腊悲剧《忒拜城》和《美狄亚》,而且效果不错。 1汪:是的,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中西戏剧为什么在源头上相似,但到后来却迥然不同?这一相似点是否意味着中西戏剧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发生机制? 此外,对戏剧研究者来说,这样的暗示也并不缺乏,亚里士多德的在《诗学》一开始就断言,古希腊戏剧源于酒神祭祀仪式。中国近年来对民间宗教仪式性戏剧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戏剧和仪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中西戏剧发生学比较研究就确立了两个基点,一个是实践层面的,一个是理论层面的,前者是事实,后者则带有假设的性质。我的中西戏剧发生学研究就建立在这两个基点之上。在实际研究中,实践只能是理论的证据,而理论就建立在对戏剧与仪式关系的探讨上。 廖:按照你这样的比较研究思路和视野,你对戏剧的理解实际上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戏剧研究。我感兴趣的是你的戏剧理念,这对你的研究至关重要。 汪:庞朴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在同西方文化的直接较量和对比中,费时半个多世纪,才从对文化的物质外层的认识,进而至于制度中层的认识,最后达到心理深层的认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识历程》,载《庞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实际上,在戏剧研究领域,中国戏剧研究者无论对中国戏剧还是西方戏剧的认识还基本停留在物质外层,因而强调得更多的是西方戏剧与中国戏曲在外在形式上的差异,并把这一物质外层的差异当作中西戏剧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差异,而没有看到“时代性的内容中寓有不变的永恒性内容,民族性内容中寓有通行的人类性内容。”(同上)就中国戏剧而言,不论是古老的元杂剧还是现代的京剧,不论是地方性的“南戏”还是“北戏”(相对概括性的地域),都脱离不了戏剧的本质,即作为人类历史与认识的产物。西方戏剧同样如此。中西戏剧作为各自民族性的体现,也具有不同的时代性,这就是一些人理解的中国戏剧的晚出,晚出不过是一个历史时间概念,而不是戏剧发生的时间概念,就戏剧在中西方共同发生与形成而言,我们正是要在种种不同中挖掘“时代性的内容中寓有不变的永恒性内容,民族性内容中寓有通行的人类性内容。” 说到这里,我还想引用李零先生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说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意思是,许多现在看来古今中外摆不平的事,如果放到古代,反而容易沟通,不仅古人和今人容易沟通,中国和外国也容易沟通。因为在相互比较中,既能看到人心同理的起点相似,也能看到分道扬镳的选择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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