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进化阶段论”在民族史研究中的几点思考..docVIP

关于“社会进化阶段论”在民族史研究中的几点思考. 　　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有一个尽人皆谈的话题－－阶段进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她的文化传统如何，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相同的社会进化阶段，母系氏族阶段－－父系氏族阶段－－奴隶制阶段－－封建制阶段。这个进化阶段框架是针对人类进化的全过程，由摩尔根到恩格斯，再到苏共，渐次构拟出来的。完全版是：母系氏族阶段－－父系氏族阶段－－奴隶制阶段－－封建制阶段－－资本主义制度阶段－－共产主义制度阶段。这个人类阶段进化的框架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普遍套在各民族的历史研究中是否合理，却很值得商榷。 　　一　西方学术界对摩尔根理论的批判 　　社会阶段进化论的始祖当推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他在对一些部落民族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观察之后，提出了文化的起源，发展阶段，发展法则，等等概念。并构拟了初民社会的婚姻制度，以及技术发展阶段。摩尔根的理论曾经是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的理论，后来直接成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理论依据，从而影响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与学术数十年。可是，在西方，摩尔根的理论从四十年代开始就受到同行的批判。批判得最得力的是以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功能学派对摩尔根的批判首先是方法论的批判。就方法论而言，摩尔根主要使用“遗俗法”，亦即主张，旧的社会阶段总是有序地被新的社会阶段所取代。当旧阶段消失以后，它的一些文化因素还会在新阶段里遗留下来；后来人，主要是我们当代人，便可以根据这些遗留的文化因素，去重构消失了的社会阶段。他所谓遗留的因素，就是各民族的“奇风异俗”。功能学派批判道： 　　“起源”，“阶段”，“发展的法则”，“文化生长”等概念，一直到如今，仍是模糊不清，而且是不能用经验来了解的。 　　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偶然堆积而成的。它的发展，是由于它的某些部分产生了新的功能；而当旧的文化因素失去一切功能之后，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种种工具的变更确都经过一串阶段，遵守着多少有一定的进化法则。但是，家庭，婚姻或宗教信仰却并不大受制于任何简单而动人的蜕化次序。人类文化中种种基本制度是变动的，但不是骇人听闻的转变，而是出于因功能的增加而引起形式上的逐渐分化作用。除非我们对于各种文化现象的性质充分了解，及我们能一一规定它们的功能及描写它们的方式之后，猜度它们的起源及发展阶段是没有意思的。（马林诺夫斯基《科学的文化论》著，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摩尔根和功能学派不同发展观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人类社会是一换一的整体变化，而后者认为是整体背景不变前提下的局部变化。功能学派更进一步采用了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寻求每一种所谓“奇风异俗”在其本身文化背景上具有的实际功能，以证明其现实意义。结果均获成功，证实了摩尔根学派所不可理解，也不曾深入研究的“奇风异俗”都在自己现存的文化背景上具有实际功能，都是活着的文化因素。因此，他们指出：“摩尔根的缺陷在于忽略细致的调查研究，仅仅把看似荒唐的现象一律推到所谓消失了的阶段。”功能学派的理论与具体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西方学术界多有论述，此不赘述。但是，他们对摩尔根的批判至少应该让我们这些把摩尔根的理论奉为圭镍的人，从盲从与迷信中清醒过来，认真诚实地重新审视历史的真相，然后作出科学合理的判断与选择。 　　二　“阶段进化论”在北方游牧民族史研究中的尴尬 　　对于“阶段进化论”的运用，恐怕最失败的例子，就是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研究。笔者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有关的著作，发现按所谓进化阶段的套子套出来的诸游牧民族的早期历史，存在令人吃惊的怪现象。以蒙古人种的游牧民族为例。从现存的历史资料来看，从古到今的北方游牧民族，如象，东胡，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以及满族，都出自相同或相近的族源，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和文化承继关系。只是因为风云际会，分合聚散，其名称和组成成员多有变化而已。如果“阶段进化”的理论适合他们的历史，则其进化阶段之序列，显然应与其血缘和文化的关系一样，是前后继承的，不应因民族名称的变化和组成部落的分合而中断。换句话说，如果东胡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则其后裔鲜卑人进化的起点应是奴隶社会，其余依此类推。但是，学术界的描述　大为不然。下面摘录几段有关文字，以见一斑。 　　关于东胡，《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简史》写道： 　　据文献记载，东胡在对邻族的战争中，出现了掳掠人口的现象，（中略）说明东胡社会已出现了略夺奴隶的奴隶主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中略）以后又不断勒索匈奴的宝马阏氏，这都是由于东胡社会的发展，即由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新兴的奴隶主贵族要求对外掠夺的阶级本性所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