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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的缰绳与伦理阶梯 　　这个月最热门的科技话题当属中国科学家于2015年4月18日在生物学杂志《蛋白质与细胞》（Protein Cell）在线发表了人类生殖细胞基因修复技术的文章，据介绍，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表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组的研究。随后，引发了国内外学界对该项研究的广泛争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声音：其一，支持该项研究，以国内声音为主；其二，反对声音，以西方学者为主；其三，提倡中立性的谨慎研究，持此观点的人国内外都有。到底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恰恰是科技伦理在高科技时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借着这个契机恰好可以做一点哲学普及工作，基于此，本文主要关注如下两个问题：首先，文化与责任；其次，学术荣誉最大化与伦理危机。 　　一、文化与责任 　　笔者注意到本次报道中的一些细节很有趣，该研究的科研人员曾声明：此次修改人类胚胎的基因，所选用的胚胎均无法发育成婴儿，不能正常出生，这些胚胎均来自当地医疗机构。这则信息透露出的内涵很丰富：其一，研究者清醒地意识到此次研究未来所要面临的严重伦理问题，因而声明所选胚胎是“废品”，而且来自合法机构，以此为研究结果可能出现的伦理争议预先设置伦理规避措施与退路；其二，此次研究的切入点是修改人类胚胎中可能导致β型地中海贫血的基因，这是本研究能高度获得社会认同与合法性的共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能够获得预期的轰动、赞誉与争议早在意料之中，这一切得益于研究者对选题的精准把握以及对中国文化主旨的精确定位；第三，基因编辑技术的安全性与不确定性在国人实用主义的期盼中被有效悬置。然而，研究结果显示，51.9%的存活胚胎被CRISPR技术成功实现基因修改，但脱靶问题明显，一些正常基因也被无法预料地修改了。由此，该研究团队表示：“实验结果说明，从基因编辑到基因疗法技术，中间有明显的障碍，在达成任何临床应用之前，仍有很多问题要研究清楚。”至此，一项石破天惊的研究记录无可更改地陈列在科学竞争的展台上，然后郑重宣布，该项研究走向实践的征途需要慎重。问题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还能关得上吗？抛开这些字面含义不谈，笔者比较感兴趣的是在此事件中反映出的一些深层问题很有趣，如文化与责任问题。借此契机，值得深入挖掘中国科研文化中的规范结构问题。 　　在文化与责任的大标题下，第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是，文化与行为的关系问题。据作者透露，该研究最初是投向著名的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杂志，如此热点、吸引眼球的题目被拒，作者推测可能是出于伦理原因，而且随后引发西方学者比较普遍的伦理质疑可以佐证这个猜测。作为对比，该研究以最快的评审速度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并且快速赢得国内众多的赞誉与支持。这里值得插入一句：学术期刊在当下的国内考评机制下日子也不好过，发表如此伦理敏感的文章，自然是要承担连带风险的，好在风险总是与回报同行，这可以看作是作者与期刊的一次双赢的学术营销战略。 　　同一件事在两种文化境遇下的遭遇简直是天壤之别，原因何在？这才是热闹过后值得思考的事情。总体来说，原因有三：其一，西方长久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理性主义传统，强调生命的神圣性，因而任何改变生命本质的行为都是与宗教教义相违背的，这种文化背景成为公众判断事件意义的起始点，再加上自16世纪以来，西方实行的宗教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规范社会行为的伦理范式也由神圣性转为世俗性，这种转变正好伴随着近代科学兴起的400年，不难看出，近代科学的精神气质中就暗含了清教伦理的精神气质，关于这一点，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论述《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已有很好的论述，后来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更是对清教伦理助推近代科学发展的机制作了深入的阐释。归结起来，西方文化在从神圣社会到世俗社会的转变中，同时存在着两种主流伦理观念，即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前者从信念与动机入手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后者则是世俗社会中支配个体实践的主导伦理观念，强调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那么，由此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的变迁反映在主导伦理观念的变革上，由此造就了一种混合伦理模式，即个体同时拥有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区别只在于哪一个伦理成分所占的权重更大一些而已。 　　相反，中国传统文化骨子里就是一种以修齐治平为表征的入世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混合体，它侧重的是计算性的工具理性，所谓的“经世致用”就是这种理念在实践中的经典表达。一切行为只要能致用并带来利益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建国后推行的宏大乌托邦意识形态在近30年的实践后被证明失败，改革开放后整体转向彻底的技术决定论，这期间技术的效率标准开始成为评价行为伦理性的唯一标准，所谓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哲学更是助长了这种功利主义伦理观，它是以牺牲人性中的形而上美德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