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玫瑰读懂“她时代”.docVIP

铿锵玫瑰读懂“她时代” 　　2009年，美国女性工作者数量首次超过男性；女性学士学位获得者已经超过男性；女性经济实力在不断提升，多数已婚女性已经成为家中主要经济来源。在这个过程中，女工的个体意识、群体意识将会更加清晰有力。这是时代心声，也是读懂这个时代的一条路径。 　　进城的身份困境 　　中国当代女工已经成为新兴的打工阶层。逐渐多的人开始把目光聚焦于这一群体，通过亲身体验、探访、研究等方式，进行了深入探究。其中，2011年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出版了《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2013年1月，北京工友之家工作人员吕途出版了《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被外界冠以“打工诗人”称号的郑小琼，出版诗集《女工记》。《华尔街日报》前记者张彤禾写东莞的非虚构作品《工厂女孩》，中文版也即将上市。 　　把时间指针从“三八”节拨回2012年。2012年农历12月26日，宝钰回到了位于河南郑州郊区的家。不同于以往，只是觉得道路越修越宽，这一次，她“感受特别明显”：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车，差一点的有三轮车、面包车，各种豪华车也多了起来。村里人很少像宝钰这样去千里之外的深圳，而是选择了郑州甚至是村里的工厂。 　　“我感觉这里的生活很时髦，想想看，还能无线上网，打牌还开着空调！”即便如此，宝钰却说：“这里是我心灵的一个港湾，但我不会回去。”这有她个人的原因，她很怕冷，天冷时，就四肢无力，于是更喜欢住在温暖的南方。 　　除了天气，便是一个大众化的原因：“我习惯了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宝钰解释说：“在城市里，你要买什么东西，楼下就有，你要去哪里，坐上公交车就可以，这在老家是做不到的。” 　　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便利，消除不了宝钰内心的矛盾和纠结。“有时候，我也很茫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宝钰坦承，该回老家，还是待在深圳，还是去另外的城市谋求发展，如线团交织的各种想法令她不安。 　　对于宝钰这样的心理，曾是女工的诗人郑小琼感同身受，不仅如此，她深入观察女工二代，在与女工小玉的接触中，还写下了随感：“她们是一群没有家，没有归宿，徘徊在乡村与城市的流浪者。如果说她们的父母一代还有家可归，‘回去修一幢好房子’，这是老一代农民工的精神信念，但是对于小玉这一代人来说，连这样的信念也没有了，老家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她们留恋的了。她们从价值与情感上，早就不认同老家了。” 　　在郑小琼看来，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有根的漂泊，如今新生代的打工者，是无根的一代，以“混下去”为生活方向。这正是当下打工者所面临的困境。 　　接受媒体采访时，学者潘毅对这种困境形成的原因做了明确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开始推进城市化，城市被赋予现代文明的意义，而农村则成为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被看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但紧接着，中国的高速工业化与劳动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了两亿多农民工‘进退两难’的身份困境，他们的劳动权利与生存权利因为这种模糊的社会身份而无法得到保障，使幸福和尊严成为距离他们最遥远的梦想。” 　　打破归宿论 　　郑小琼把女工分为三代：第一代是“要走出去”，她们在故乡看不到任何前途，只能外出；第二代是“要待下来”，相比于前一代只关心工资高低，她们更关心自己能否待下来，关心孩子能否在城市里读书，或者赚钱买房；第三代是“要融入进去”，特别是在90后这一代人身上感受特别明显，她们更关注能否融入这座城市，关心城市发生的事情，希望参与其中，有自己的看法。 　　在张彤禾《工厂女孩》中，东莞被形容为一座机器人之城，没有记忆之城。刚去那里打工时，郑小琼是因为在家找不到工作，看不到前途，才出来寻找机会，“那时，我应该是介于第一代女工和第二代女工之间。”后来因为诗歌写作，而被广泛关注，她才从流水线上解脱出来。不过，郑小琼一直从内心拒绝做写作改变命运的典型：“有无数个没有改变命运的诗歌爱好者，她们让我心存恐慌，我个人一直反对成为某种标本，但是现实中，我却不由自主成为别人眼中的标本。” 　　无论哪一代打工者，她们都想获得一个好归宿，以更好地安顿身心，“归宿论”在她们身上发生了不同的化学反应。但事实是，大批工人在城市里买不起房，于是去县城买或在老家建，看上去似乎拥有了一个家。在女工身上，还把另一个归宿即婚姻，当成人生的一种出路，幻想结婚后，人生就会大有改观。 　　当记者联系北京工友之家工作人员吕途时，她的电话铃声响起，是《劳动者赞歌》的一个片段。对于在老家建房和把婚姻当成出路这两种社会现象，她认为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安慰，人们应该破除关于归宿的想象。 　　宝钰快30岁了，有一个外地男友，没有结婚。每年回家，她的婚事都是亲友之间的重要议题。“我受到严重的道德绑架，但我对这些看得很清楚。”虽然用语谨慎，宝钰的语气倒很轻松。 　　在宝钰眼中，社会对女性的道德绑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