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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鱼肉：日本人的三种执念 　　自从198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全球禁止捕鲸公约》规定“全面禁止商业捕鲸”以来，日本捕鲸业者和全球环保主义者之间的“猫鼠游戏”就没有停止过。 　　前者在“科研捕鲸”的名号下巧妙避开公约限制，希望以此延续捕鲸这项有着庞大就业规模的古老产业;后者则坚持不懈、年复一年地用实际行动来对抗他们眼中这种“残忍的现代生物灭绝行为”。 　　由于国际环保主义运动的愈发高涨，反捕鲸示威者与日本捕鲸者之间的暴力冲突每年都有发生。在今年1月的南半球夏季捕捞中，日本的“科研捕捞”船30年来首度在未有任何捕获的情况下就返回了国内。 　　去年3月，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的一项裁决直接禁止日本包括科研捕捞在内的所有捕鲸行动，引发日本国内尤其是捕鲸业者的强烈反弹。 　　日本驻国际捕鲸委员会代表森下丈二今年6月表示，日本政府已经制定出一项新的捕鲸计划，并于年内提交委员会批准。他暗示，届时无论委员会是否批准，日本都将强行在下一个南半球捕捞季再度开启捕鲸行动。 　　为了那么一口鲸鱼肉，日本人为何“那么拼”？ 　　执念一：捕杀鲸鱼其实是为了鲸鱼好 　　尽管目前还在大规模捕鲸的国家已经很少，但在历史上，鲸鱼一直是海洋渔业中一种重要的渔获。在中国古代的《新唐书》中就有记载到北方沿海少数民族捕鲸并把鲸鱼眼睛进贡给中原政权皇帝的故事。而在西方，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挪威人也开始了沿海捕鲸作业。 　　到两次工业革命后，爆炸性鱼叉与蒸汽动力捕鲸船的问世使得大规模的商业捕鲸成为可能。这一时期的西方捕鲸者看中的是含油量丰富的鲸鱼脂肪，他们大多只将鲸脂榨油带回即可，而鲸肉和内脏、骨骼等则被丢回了大海。在20世纪整整一百年中，鲸鱼油脂产品可谓随处可见，女人用的化妆品，机器用的机油乃至伦敦和巴黎的街头路灯，不一而足。 　　在这种情况下，海洋中的鲸鱼数量越来越少。自1946年国际社会在美国华盛顿签署《捕鲸管制公约》并成立国际捕鲸委员会以来，无限制的滥捕情况得到些许控制，但仍然无法有效遏制部分种类鲸鱼走向灭绝的趋势。 　　自1986年《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签订以来，商业捕鲸行为几乎不复存在。但由于其他各种各样的威胁，现有13个鲸鱼物种中的7种仍然处于濒危状态中。 　　以绿色和平为首的国际环保组织在过去许多年内都一直谴责日本的捕鲸业危害了海洋生态平衡。而以澳大利亚和巴西为代表的一些南半球国家更是以政府为代表直接对日本捕鲸展开外交行动。比如去年海牙国际法庭审判的最初原告就是澳大利亚政府。 　　然而在日本捕鲸业者看来，他们的做法恰恰是在保护海洋生态。 　　日本捕鲸协会去年8月发布在Youtube上的捕鲸视频认为，1986年的《全球禁止捕鲸公约》存在两个巨大的漏洞，而这两个漏洞反而将加快像蓝鲸这样已然濒危鲸鱼种类的灭绝进程。 　　日本捕鲸协会认为，全面禁止商业捕捞是很片面的决定。因为在全球海洋生态系统中，现存各类鲸鱼的数量是不同的，像蓝鲸这样的鲸鱼的确已经濒危，而小须鲸并没有。由于一刀切的禁捕，小须鲸的数量在30年来以每年4%的速度快速繁衍，这导致了它们食物链下端较小鱼类的数量急速下跌，危及了其他一些濒危的较小鱼类的生存空间。比如在日本料理界被封神却又面临整体灭绝的蓝鳍金枪鱼。 　　由于生长缓慢和过度捕捞，全球具有繁殖能力的蓝鳍金枪鱼数量近年大大减少。森下丈二就曾表示，“小须鲸的过度繁衍对南太平洋蓝鳍金枪鱼的管理是非常不利的。” 　　除此以外，个头较小的小须鲸比蓝鲸更加灵活，游动速度也更快。因此数量成群的小须鲸在和已经濒临灭绝的蓝鲸争夺食物时，通常能够获胜。这反而加快了蓝鲸的灭绝速度。 　　执念二：风俗习惯不能改 　　日本本州岛南部、大阪附近的和歌山县太地町是一个仅有3200人的小城镇――要不是因为闻名遐迩的捕鲸业，这里也将和日本列岛沿岸数不清的小渔村一样成为地图上一个可有可无的小点。 　　依靠着沿岸的日本暖流，太地町被视为日本捕鲸产业的发祥地。“1606年，太地町人开始有组织地捕捉游至熊野滩的鲸鱼，同时掀开了日本捕鲸史的第一页。”《朝日新闻》说，那之后的400多年来，鲸鱼这种高蛋白、低卡路里的健康美味，逐渐成为太地町乃至大和民族料理的独特味道。 　　有趣的是，鲸鱼在早期日本人餐桌上是像“高级珍馐”一样的存在，普通百姓是吃不起的。真正让鲸鱼肉成为全民美食的契机是二战后的食物短缺危机。在百废待兴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农业凋敝，鲸鱼肉成为获取蛋白质的最佳途径――为了不让日本人的渔业捕捞和周边国家产生冲突，美国人也鼓励日本渔民到南半球去捕鲸。 　　于是，整整一代日本人在成长期都习惯在午餐盒里放上一片鲸鱼，特别是作为学校的定餐，这为日本儿童的成长提供了必不可缺的蛋白质。很多日本的老人家在谈起鲸鱼肉时，也会带有一种怀念的语气。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