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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珍集:王世襄的收藏故事》的作者王世襄，文物专家。或称我收藏家，必起立正襟而对曰：“实不敢当！实不敢当！”古代名家，姑置勿论。近现代允称收藏家者，如朱翼庵先生之于碑帖，朱桂辛先生之于丝绣，张伯驹先生之于书画，周叔先生之于古籍，学识之外，更雄于资财。以我之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实不具备收藏家条件。此集所录，除舅父、先慈所作书画及师友赐赠翰墨文物外，大都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自难有重器剧迹。在收藏家心目中，不过敝帚耳。而我珍之，岂不正合“敝帚自珍”一语。此吾集题名“自珍”缘由之一。 敝帚可喻物，亦可喻人。自1945年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之重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派员接收保管，当属我一生中最重要工作之一。不意1949年8月自美归来，竟被视同敝帚长达三十年。至于“三反”冤狱，故宫除名，五七扣帽，不仅敝帚之不如而直弃同敝屣矣。大凡遭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惟立志如此，却难如人愿，而一再遭受打击、摧残与阻挠。如1958年《髹饰录解说》脱稿，开始搜集清代匠作则例。蒙朱桂辛先生亲笔致函文物局古建所，将前营造学社所藏抄本则例多种借出，益以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等处所藏，共70多种。1960年开始汇编工作，至1962年已将漆作、油作、泥金作、佛作、门神作、石作、装修作、铁作、画作、铜作、作之条款，从多种则例中辑出缮录，并加编次，准备进一步将各作中之名辞、术语提出，一一试作诠释。并以佛作、门神作为试点，但仅写成两作概述而“文革”开始。则例汇编工作为我带来无数大字报批判及大小会斗争。后果如何，不问可知矣。 又如1969年肺病（“三反”中在牢狱遭感染）复发，且有空洞。医嘱卧床休养，而军宣队勒令必须下咸宁干校。劳动中见畦边菜花倒地，犹昂首作花。受其激励，顽强生活，壮志弥坚，竟得康复，幸免葬身云梦之泽。有诗为证： 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再如干校后期，生活大有改善。但坐视岁月蹉跎，光阴流逝，不免忧心如焚。亦有诗为证：春搴兰草秋芝草， 朝啖团鱼暮鳜鱼。 日日逍遥无一事， 咸宁虽好却愁予！ 立志不渝，长期奋斗，北风当有转南之日。1979年有伟人出，力挽狂澜，制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国策，对我等实恩同再造。从此多年来写成之稿件，积累之资料，得陆续以本人姓名正式出版。其鼓励鞭策之力，何止万钧！使我等更加废寝忘食，刻苦工作。今日回顾，又何等幸运。自1973年干校返京后，已争取到近三十个春秋，得以出版、再版中文、外文著作约三十种，其中有线图数百幅者，均经荃猷绘制，始得成书。荃猷退休后，亦完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及刻纸作业《游刃集》，诚不幸之大幸。自年前整理去而复还之身外长物，编成此集，不禁又有感焉。其中有曾用以说明传统工艺之制作，有曾用以辨正文物之名称，有曾对坐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有曾偶出把玩，藉得片刻之清娱。盖皆多年来伴我二人律己自珍者。又因浩劫中目睹辇载而去，当时泰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但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此岂不正是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者。吾集题名“自珍”，此为又一缘由。 我年八十，左目失明。去年春夏之交，一病几殆。今已届白香山新乐府新丰折臂翁之年，距证实自然规律之日，为期不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愚夫妇衷心祝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真理彻底战胜荒谬，明智永远消灭愚蠢。人人奋发图强，充分发挥所长。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卓立于世界之林。前 言 在《〈锦灰三堆〉前言》中我讲到，“望九之年，精力日衰，今后不可能再有《四堆》矣。”但随后想到《三堆》虽有悼念荃猷的诗作，但没有怀念她的文章，而许多往事，诗是无法一一陈述的，因此必须再写几篇散文怀念她。 近两年全国出版了几本纪念川南李庄的书，此镇已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原因是抗战时期这里容纳了大量知名学者，使之得以安心工作，还培育了许多有作为的青年报效国家。1943年我离京南下，没有在成都、重庆就职而一心去李庄，果然得到前辈的教导，令日后的工作和研究获益匪浅；同时可以说明，我从开始工作就把求知放在第一位。当年在李庄的工作及生活也值得一记。 另一组篇章是因日寇投降后派我在平津地区并赴日本追还沦陷时期被掠夺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