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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压迫与反抗 　　摘 要：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分析了托妮?莫里森小说《宠儿》中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探讨了黑人女性无自主权的“他者”状态，指出非裔黑人女性只有通过树立主体性意识、重塑身份、重构黑人女性的文化和价值观，才能摆脱双重压迫的状态。 　　关键词：《宠儿》 后殖民女性主义 他者 重塑身份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黑人女作家。她主要的作品有《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秀拉》（Sula， 1973）、《所罗门之歌》 （Song of Solomon， 1975）、《柏油娃》（Tar Baby， 1981）、《宠儿》（Beloved， 1987）、《爵士乐》（Jazz， 1992）、《乐园》（Paradise， 1998）等。她的作品大多反映的是奴隶制下非洲裔美国黑人的历史、命运、文化和精神世界，关注并思考着美国黑人身份、文化和精神世界的缺失及重建。她那诗般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力、敏锐而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变幻莫测的多视角叙事方式为她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宠儿》是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之一，该作品曾获普利策奖最佳小说奖，堪称美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小说借由黑人口述文学的语言特色，运用多重叙事角度、时序颠倒等后现代叙事手法，描述了女主人公塞丝杀婴的悲壮行为，展现了主人公在极限生存空间中的顽强反抗。目前对《宠儿》这部小说的研究涉及其语言特色、主题表达、创作思想、叙事手法。现实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也可从中找到佐证。本文以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为支持，揭示了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指出父权观念和殖民压迫给黑人女性身体和心灵带来了巨大创伤，探讨非裔黑人女性的身份重塑和主体性回归的历程。 　　 二、后殖民女性主义概述 　　 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是西方学术界“少数话语”的两个代表，二者的共同意义即反抗压迫。前者反抗的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后者反抗的则是父权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1]二者联姻形成了后殖民女性主义，弥补了后殖民理论中性别视角的缺席。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以种族和性别两大要素为落脚点，关注第三世界女性异化的生存状态和自我认同的危机，为其重塑身份、文化和价值观而努力，因此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有时又称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2]其代表人物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在其经典著作《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中提出第三世界女性常常被定位为无知、贫穷、没受过教育、受男性压迫的形象，这种定位与漫长殖民统治及男权思想有极大关系。性别歧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迫使第三世界的女性自我异化成为失去话语权的“他者”。波伏娃[3]认为“他者”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小说《宠儿》中的黑人女性正是具备这种双重“他者”的形象，遭受种族及性别的双重歧视。莫里森通过饱含关怀的笔触，书写出对黑人女同胞重塑自我身份的殷切希望。 　　 三、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宠儿》 　　 《宠儿》讲述了一个凄惨的故事：由于不堪忍受压迫，十九岁的女黑奴塞丝携带幼女从肯塔基州的“甜蜜之家”奴隶主庄园逃到了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城郊蓝石路124号的婆婆贝比?萨格斯家中，在这里生活的28天里她真正体验到了自由和母爱的快乐。随后奴隶主循踪而至，为了不让女儿再次沦为奴隶，重复自己悲惨的命运，她毅然决然地扼杀了自己两岁的幼女宠儿。此后124号因为充满咒怨而被黑人社区孤立，塞丝也因其残忍的行为被黑人同胞抛弃。直到黑奴保罗?D的出现，塞丝的生活才有了回暖的迹象。十八年后，奴隶制早已废除，但被她杀死的女婴还魂归来复仇，在精神上日夜折磨自己的母亲，惩罚她当年的行为。她对爱无休止的追索引发塞丝对过去生活痛苦不堪的回忆，精神濒临崩溃。最终，塞丝的小女儿丹芙走出124号到黑人社区寻求帮助，在黑人群体的共同努力下，塞丝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开始面对新的生活。全书描绘的是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如何逐步构建自我、构建民族文化、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 　　 （一）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 　　 在白人社会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她们被物化为奴隶主的财产，等同于劳作的牲畜和工具，丝毫不具有主观能动性及创造力，可以像牲畜一样“被租用、被出借、被购入、被送还、被储存、被抵押、被赢被偷被掠夺”。[4]27女黑奴们几乎都遭受过性暴力：斯坦普?沛德老人的妻子早年被他的少主长期占有;塞丝的母亲因为被奴隶主多次强奸而悲惨地死去;黑人妇女艾拉被一对白人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