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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建外资法律体系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经验积累，中国正在重建对外资的法律体系，其展现出中国政府对外资管理模式的诸多创新，为外资在华开放了更大空间、提升了投资的便利性。 　　2015年1月19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简称《外国投资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改革开放早期制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简称“外资三法”），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已经难以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需要。因此商务部启动了将三法修订合一工作，制定统一的《外国投资法》。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涛告诉《凤凰周刊》，近年来中国经济所处国内外局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TPP、TTIP、TISA等大型区域协定引领着国际规则的变革，增加了内容更全、标准更高的议题，涉及到知识产权、政府规制、国有企业、劳工、环境等新领域，很多是中国企业软肋，如何应对国际新形势，给中国提出了新挑战。 　　201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连续23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虽然2014年中国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规模，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但外资对中国经济依然举足轻重，因其整合了中国产业升级亟需的先进研发、品牌、营销、管理等资源。“而且现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传统优势正逐步削弱，亟须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这就需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李洪涛说。 　　回顾“外资三法”实施的三十多年，其对于中国大陆推进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外国资本、技术、服务、管理经验，助推中国经济增长，都可谓功不可没。但三十多年前制定的法律已垂垂老矣，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修法迫在眉睫 　　据《凤凰周刊》走访的多位专家称，“外资三法”自身的缺陷在改革开放之初尚无伤大雅，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快速融入全球化，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 　　“外资三法”最大的问题是原有法律体系缺乏统一性，立法层次复杂，数量庞杂，内容重复甚至冲突，导致中国外资法制体系缺乏整体协调，透明度和可操作度均不高。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由“外资三法”规定的逐案审批制度，导致腐败案件频发和市场行为的机会主义。在一国之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适用两套不同法律，与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极不相称。对国家安全审查等涉及不足，导致部分外资活动规避国家安全审查。而且“外资三法”调整范围过窄，对股权并购等均未涉及，对多种投资活动的合法性均未置可否等问题。 　　“外资三法”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大陆打造经济升级版的需要，限制了外资在华的发展和活力，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求，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尤其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大陆利用外资的总体指导思想发生深刻变化，从而直接催生了“三法合一”构想的实现。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强介绍，利用外资指导思想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是更加市场化，减少政府审批和行政干预，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第二是更加法治化，从法律的高度构建外资促进与管理制度，而非原有的行政法规、通知、办法等等。第三是更加国际化。既有的“外资三法”与国际接轨不够，颇具中国特色，如今必须更多借鉴国际惯例。 　　此外，中国政府也积极在中国上海自贸区进行更高水平利用外资的试验，如在区内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三法合一”积累经验。 　　至此，《外国投资法》出炉，已属箭在弦上。 　　重建外资法律体系 　　与既有的“外资三法”相比，《外国投资法》重建了有关外资的法律体系，展现出中国政府对外资管理模式的诸多创新，为外资在华开放了更大空间、提升了投资的便利性。 　　外经贸大学李玉梅教授认为，最突出的一点是对现行的外资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取消逐案审批制度，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确立“有限许可加全面报告”制度。 　　另外，审查对象也不再是合同、章程，而是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行为。“这就会避免详式和简式合同引发的纠纷。过去的合同章程都是傻瓜范本，现在就会释放契约自由的红利。”刘俊海解释。 　　中国政府借此次修法，改变了对外资的定义。“外资三法”关注的是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这三种利用外资的组织形式。《外国投资法》不再关注这些具体形式，不再按照注册地标准，而是转到投资的本质，即是否由外国投资者控制。杨立强介绍，以往就有外企操作注册地，以规避对外资的行业准入限制。 　　《外国投资法》还将中国投资者到海外注册的公司定义为内资，并不再享受外商优惠政策，政府对外资的统计口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