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出资纠纷的信托机理分析.docVIP

（一） 隐名出资导言案例 1、案例介绍 在小贷公司热得发烫的当下，浙江的小额贷款公司广利恒的解散却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死亡标本。为了争抢试点名额，迅速成立公司，一批“拉郎配”而来的股东凑在了一起。相关法规严令禁止向股东发放关联贷款，小贷公司成为股东的“提款机”，但广利恒公司的股东们，却围绕着公司的资金产生了激烈争夺，最后导致了公司的解散工商登记材料记载，公司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由恒辉公司（占股份20％）、威龙公司（占股份10％）、新华公司（占股份10％）、正鹏公司（占股份10％）、吴剑鸣（占股份10％）、楼晓红（占股份10％）、盛秀春（占股份10％）、李炜华（占股份10％）、谢法岳（占股份5％）、毛黎明（占股份2.5％）、徐贵炉（占股份2.5％）投资成立。二审查明主发起人恒辉公司的20%股份，其中10%系楼晓红实际出资，恒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邵福林；威龙公司的股份10％，实际投资人系邵福林；正鹏公司的10％股份中5%系楼晓红出资；盛秀春的10％股份实为邵福林投资；李炜华的10％股份实为邵燕芳出资。其余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一致。。在前述股东定义中，以自己名义持有股份并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为一般普通法意义上的股东；而那些以他人名义代持股份的股份受益权人，只对出资享有受益权，非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也不能成为公司的发起人。 普通法和衡平法看中判例法的传统决定了其救济手段的多样性及快速更迭。这一特征保证了在不同立法背景下个案处理的公正性，并且促进了相关制度在审判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虽然按英美法的法律思维，完成对股东身份的识别后，不同类型的股东或受益权人之间的身份差异仍未得到清晰的界定，使得概念看似清晰，但彼此的权利义务仍然存在交叉重叠，缺乏法律概念界定的严谨性。但概念的清晰不会是毫无意义的，至少能使实际出资人身份转变遵循较为确定的轨迹。比如股权的多种受益或持有方式，使我们将目光转移到双重所有制度-信托制度上来，股权信托在纷繁的公司制度中显现出来，成为了解决隐名出资问题优先考虑的分析进路。 2、大陆法系“外观主义”的选择 外观主义理论的系统论述首见于1906年德国学者著作《对民法上外部要见事实的信赖》。其大致内容为，行为人对于成文法规、交易观念上的一定权利、法律关系、其他法律上视为重要因素的外部要件事实予以信赖以致实施了法律行为时，如该要件事实之成立源于另一方当事人的协助，其信赖应受法律保护。为了保护简化的交易程序，促进交易的便捷，法律最终选择了以外观事实作为保护当事人权利的基准。 从《德国公司法》的文本解读上来看，德国法对实际出资人的股东地位是持彻底否定态度的，即使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关于股权的安排有明确的约定，也仅仅具有合同层面的效力，而不产生公司法上的效果。在商事登记中，并不存在类似美国公司法中的股份受益权人的登记事项。由于对信托原理的否认，当事人之间关于持股事项的约定很难在公司制度中产生预期的效力。根据商法的外观主义原理，商事登记的公示效力决定了实际出资人在公司法语境下的身份诉求难以实现。 3、对隐名出资的理论分类 具体到隐名出资行为，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包括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出资收益的归属，二是管理权限的归属。其中关于投资收益的归属，纷争较少，而实质管理权归属在讨论逻辑上就出现了错误： 最常见的错误，有些学者基于隐名出资中的管理权对隐名出资行为进行较为粗糙的分类，这种分类几乎无法律原则的支撑，仅仅建立在实际出资人是否需要拥有实质管理权。有学者将“隐名出资行为”分为行权式隐名出资和非行权式隐名出资，划分依据则为是否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该学者称，在行权式隐名出资中，实际出资人既有行使权利，又要对外隐匿自己的“股东”身份，是一种非完全隐名出资，这种分类容易误导商事交往中的投资者，使他们认为只要是隐名出资就能参与到公司治理之中；同样可能导致第三人信赖实际出资人的无权代理行为，损害到外部第三人的利益。 其次，有些学者将隐名出资的法律基础视为如同一般商事行为中的买卖或者经营一般，可由双方参与者自由选择，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确认应进一步考察管理权限的归属:如果实质管理权属于实际出资人，则双方之间形成代理关系，受代理制度调整；而如果管理权限完全属于名义股东，则双方之间形成信托关系，受信托制度调整，他们认为在各种形态中，形成代理关系和信托关系的两种形态在实务中最为多见，笔者觉得这样的法律适用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第一种错误中遵从当事人的内心意思都不被人接受，如果通过考察管理权的归属或一些外表行为，来确认是代理或信托机制，那么在权利产生纠纷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很大可能是选择不同的法律机制，连法律适用的最低标准都不能统一的话，双方很难就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的意见。故笔者认为，以不同的行权方式来划分隐名出资不具有现实意义，而以纠纷的解决方式或是法官对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