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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诉韦德案带给我们的司法思考 　　摘 要： 2015年5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奥博格菲尔诉霍奇案中，以5：4的票数裁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一时间全美一片哗然，支持者与反对者势力相当，纷纷上街游行。这样“势均力敌”的场面不禁让人想起四十余年前在这片土地上裁决的号称美国第二次内战的罗伊诉韦德案（以下简称罗伊判例），联邦最高法院以7：2的票数裁定堕胎合法化。 　　关键词： 罗伊诉韦德案；司法思考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3-0126-02 　　作者简介： 王湃鑫（1998-），男，汉族，山东人，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喜爱探讨法学问题，多次参加模拟法庭活动，曾获第二届全国中学生学术辩论联赛全国总决赛冠军、优秀辩手。 　　一、案情回顾 　　1969年8月，德克萨斯州女服务生诺尔玛?麦克维声称遭到强暴（后证实为虚假事实），并怀上孩子。她表示无能力生育与抚养孩子，要求医生对其实施堕胎手术。由于德克萨斯州法律规定除“以保护母体生命为由”以外的堕胎均属于刑事犯罪，所以没有医生愿意为她堕胎。诺尔玛?麦克维认为德克萨斯州侵犯了她的隐私权，并化名为简?罗伊，将其所在达拉斯县的检察长亨利?韦德告上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虽判处德克萨斯州反堕胎法违宪，但并未提出禁制令以阻止该法律的实施。罗伊遂上诉至美利坚合众国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以7：2的表决，确认妇女堕胎的权利受到宪法上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的保护，承认堕胎合法化。 　　自1973年联邦最高宣布堕胎合法化起，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议在美国政治界和司法界经久不衰。共和党执政时期，曾经想方设法推翻罗伊判例。堕胎问题早已政治化，然而有趣的是，在一次次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罗伊判例不仅没有被推翻，甚至得以加强。即使是共和党提名的一些大法官，也充当着罗伊判例的守护者。而刚刚发生的奥博格菲尔诉霍奇案，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对罗伊判例的认可（比如在隐私权方面，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法律保护方面）。由此可以看出罗伊判例有着巨大的影响与研究价值，在今天，它依旧可以引发我们对很多问题的思考。 　　二、道德与法律的抉择 　　堕胎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其中掺杂着太多的道德解读。从道德角度来讲，极少数人认为堕胎在道德上毫无问题；大多数人在道德上对堕胎都采取非常保守的立场，他们相信在道德上几乎不可能允许堕胎。他们其中不乏有事实上反对堕胎的群体，如许多宗教思想保守的浸信会教徒、天主教教徒。他们主张人的生命始于受孕之时，而人类生命是神圣的，所以任何形式的堕胎都是罪恶的、邪恶的。但他们其中也不乏有事实上支持一定范围内堕胎合法化的群体，他们在道德谴责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了妇女堕胎的一些特殊情况，包括胎儿危机母体生命的情况、因强奸乱伦而导致怀孕的情况等。因而他们可以接受在一定限制范围内的堕胎[1]。这两种观点，前者出发于宗教教义与宗教伦理，更具有神学的色彩；后者出发于广大人民自己的道德准则，更具有世俗气息。但本质上，两者都是在“道德”这一大的范畴内探讨，事实上，这一范畴内还有许多持其他意见的人群，从反对堕胎到支持堕胎，从温和到激进，众说纷纭。但他们都并没有从法律的角度正面地将妇女、胎儿的权利进行对比、权衡与抉择。 　　在道德范畴内的论辩成为社会争辩的主流，他们使堕胎问题愈加复杂化，但他们是否可以成为影响司法判决的因素？这是罗伊判例面临的首要抉择。 　　我们应当清楚，这并不是关于人格这么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不是关于胚胎是否具有灵魂的神学问题，亦不是一个关于受精卵何时发育这么一个纯粹的生物学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正确解释宪法的法律问题[2]。各种道德判断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价值准则，而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并不能体现出一种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而“我们的任务是不带情绪和偏见地以宪政手段解决问题。”[3]于是，纯粹地从宪法文本和法学理论思考，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抉择，由此一来，问题便简单化――反对堕胎者认为堕胎是对胎儿生命权利的侵害，或是对“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的侵害。而支持堕胎者认为堕胎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它受自由权及其引申出的隐私权的保护。于是，第九条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民所保留的权利”和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的“平等法律保护”成为庭辩的核心。堕胎合法化也由此成为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 　　三、司法能动性 　　在“以宪政手段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清楚两派的论辩核心并非生命权与自由权孰重孰轻（同为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没有比较的意义），而是胎儿是否拥有生命权？堕胎是否在妇女自由权的范围内？而这其中涉及的一个核心争议点即为：胎儿是否是宪法意义上的人。这个宪法没有明确定论的问题，给予了大法官们广阔的司法能动性发挥空间。 　　历史上布莱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