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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求幸福须存忧患之心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世界本身就是矛盾的，是富含变化的集合体。就幸福而言，它本身也构成一个矛盾体，幸福总是相对于不幸而言，世人永远是在痛苦烦恼的纠缠中追求着幸福和快乐，而且个人幸福的实现需要承担对公众幸福的责任。我们要希求幸福快乐就要有忧患之心，不仅个人要居安思危、存不忘亡，更要有忧国、忧民、忧天下、忧后世的责任和情怀，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幸福感。 　　幸福与不幸是一对孪生姊妹 　　有个故事：古印度有一个穷人，他早晚虔诚礼拜财神功德天。两年后，他家来了一位美丽端庄、衣饰华美的女郎，他惊讶地问其姓名，她说：“我就是你天天朝拜的功德天。”穷人连忙施礼，请她坐下。这时外面又有人推门而进，是一位相貌黑丑、衣衫脏破的女郎。穷人立即质问她是谁，并欲赶走她。丑女说：“我叫黑暗女，是功德天的妹妹。她赐人富贵幸福，我负责散财降灾。”穷人忙说：“我只想发财不想破财，你赶紧出去吧。”黑暗女说：“你这人实在愚痴。我们姊妹始终在一起，从没有分开过，也无法分开。你请她来，即便不请我，我也不得不来。你见过有积聚财物而不散失的吗？你赶我走也就是赶她走。”穷人听罢深感无奈，但为求得荣华富贵还是把姊妹俩都留了下来。 　　这个故事说明了幸福与不幸、快乐与痛苦本就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矛盾面，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对二者之间的辩证矛盾关系，中外贤哲都有过深刻的阐述。如我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就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还发人深省地告诫世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意思是说，过度追求感官刺激定会物极必反，给身心带来损害，圣人只求能填饱肚子而不去追逐声色之娱，凡事懂得权衡取舍。古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生颇富机会和变化。人最得意的时候，有最大的不幸光临。”现实中，极乐生哀、纵欲成灾、财聚财散、得此失彼之类的悲剧比比皆是。如2008年发生的金融风暴，使许多奋斗多年的亿万富豪陷入绝境，有的甚至破产，还有人因难以忍受大量资产蒸发而自杀。可以说，世间的幸福总是与不幸相伴相随。 　　世间痛苦远多于幸福 　　现实中的幸福与不幸并不是对等和均衡的，世人感受的痛苦烦恼一般远远多于幸福快乐，而感受到的快乐幸福往往也会很快转化为痛苦。从新闻报道中可窥一斑――各类传媒关于天灾人祸、战争杀戮、贪赃枉法、商业欺诈、拐卖 　　儿童、重疾困苦、谋生艰辛之类的报道，要远远多于安乐幸福、好人好事方面的报道，可谓是乐少苦多。佛教将人生的痛苦归纳为三苦和八苦，并指出一切痛苦的根源在于“我执”，即对自我的贪爱、执著。确实，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体验，其实现需要人的主观愿望与自然、社会等方面的客观条件达成统一，合乎客观规律和条件的要求。但世人对幸福快乐的需求可说是繁复多样，按马斯洛的理论，人有着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种基本层次的需要，因信仰、职业、兴趣、家庭、年龄、性别、民族等因素的不同，可以说是有千百万种，如若满足需要与欲求则需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否则，就要造成主客观之间的矛盾，而且对幸福的欲求愈高矛盾就愈大，这就使得痛苦的发生成为必然。即便拥有了一定的幸福和快乐，其背后还隐藏着一定的痛苦因素，因而幸福也如刀尖之蜜般难以持久。更可怕的，是人们身在苦中不知是苦，常把苦的减轻或转换视为获得了快乐，如久处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亦如梦中举行婚礼自乐自欺。 　　因此，人要追求和创造自己的幸福，就要认清什么是痛苦以及造成痛苦的原因，进而牢牢树立起忧患意识。常怀忧患之心谋求幸福，才能在苦痛无边的海洋中暂登栖息之岛，正如孟子所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个人幸福离不开对公众幸福的责任 　　人具有社会属性，个人幸福同样具有群体性，有赖于所处的社会群体和大众的幸福，与其所处的国家、地区、城市、街道、社区等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群体的幸福指数高，个人幸福感就强；若所处的群体感到不幸福，个人也不会感到幸福。试想，当雾霾笼罩在城市上空之时，谁能在心中升起幸福感呢？当毒奶粉、地沟油、毒豆芽、瘦肉精、毒大米等负面新闻充斥媒体时，谁会对食品安全感到放心呢？当商品市场到处是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谁又能在消费中体验到快乐呢？ 　　同样，公众幸福也有赖于个人有责任的付出。每个人都应对所处的城市或群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为公众幸福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此自己才能感受到幸福。付出的贡献愈大，其幸福感也就愈高。正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所说：“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最自由快乐的心境，莫过于爱别人和为别人献身。” 　　反之，若唯利是图地把个人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就会破坏公众的幸福感。比如，当一个醉酒者时常驾车横行于大街小巷，哪位市民敢保证自己过马路能够安然无恙呢？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