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詞”的特点及其词学史意义（投稿）.doc

“文人词”的特点及其词学史意义 摘要：自韩愈提出“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的创作观念后，文人开始把诗歌作为“翰墨游戏”。欧阳修、苏轼等人直接吸收韩愈的这个观念，并应用在自身诗、词创作上。欧苏文人集团以“文人余技”、“翰墨游戏”的理念进行词的创作，打破了五代以来绮艳的词风，以及这种词风之下的词乐体系；扩大了词体的表现领域；他们还在词调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欧苏文人集团影响了后人的创作观念，促进了词学理论的成熟，给整个词坛带来质的飞跃。自此以后，词体达到了众体皆备的境地，最终形成了“一代之文学”的壮观景象。 关键词：欧苏集团 文人词 翰墨游戏 价值 意义 词于唐代产生，经历唐、五代，逐渐兴盛。宋代初年，由于唐、五代战争破坏，词的创作出现了暂时的低潮，而自柳永、欧阳修、苏轼后，词作大盛。但这个低潮，并不是简单的一个过渡，而是伴随着宋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带来的整个文学观念的变化，词的创作观念亦随之变化，词体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词体新的内涵在于欧、苏等人把词当做文人的一种“余事”、一种“翰墨游戏”。这种“余事”、“翰墨游戏”的观念完全打破了“诗言志”传统对士大夫的思想的禁锢，词完全成为士大夫工作之余的娱乐文化、成为文人自娱消遣的一种文体。词体的这种变化又强化了宋人文学观念的变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循环，宋人的文化顶峰地位就完全确立起来。 一 “文人词”的适用范围 “文人词”这个提法并不陌生，很多研究者把唐五代士大夫所写的词都称之为“文人词”。但是，这种划分有明显的缺陷，因为作者的身份是多重的，其作品的内容、风格直接决定着作品的身份。 自魏晋以来，士大夫为文虽已开始自觉，但总体没有超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汉儒强化的儒家说教，文学仍是统治阶级的附庸。这种附庸的地位一直持续到唐代，“文人”完全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工具。连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也不能超越，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更是一生事功心切。到了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韩愈等人怀疑汉儒所建立的经学体系，并率先重建“新春秋学”。这虽未从根本上动摇汉学的地位，但士大夫们开始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并重新审视先前的诗、文创作。到了宋代，日益繁荣的商品文化终于打破了诗、文作为教化工具的观念，打破了诗、文神圣的地位，遂引起了整个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莫砺锋等人认为： 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斥的两极。前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大致可分为仕、隐二途，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是为了独善其身。这两者是不可兼容的。宋人则不然。宋代士人都有参政的热情，经科举考试而入仕是多数人的人生道路。入仕之后也大多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即使功业彪炳者也不例外。因为宋人已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一切事功仅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而已。 这段话其实表明了宋代知识分子把士大夫身份与文人身份分离开来。这种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欧阳修、苏轼首先是作为士大夫阶层而存在，修德以仕进仍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他们一般都能积极参政议政，勤于政务；而另一方面，苏轼等人以独立的文人身份存在，这种独立的文人身份，标志着真正的文学、文化自觉的时代的到来，可以说，宋人更多的思考并实践了文人之所以为文人的最本质、最内在的东西。欧、苏等人以“文人余技”的理念为词，使词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视诗文为德之余事，词为诗之余事、余技，而这种心态恰恰是文人摆脱长久以来“诗言志”束缚的表现，诗词创作成了文人自娱娱情的对象，诗、词尤其是词体明显带有了文人情趣，而词之外流露出文人内在的气质与思想。 参照文人自娱性质的另一种文艺样式，“文人画”的应用已经比较成熟，文人画亦称“士夫画”，中国画的一种。它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宋代之前，“文人画”的观念已露端倪：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历代文人将其尊为“文人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畅神而已”，也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唐代诗歌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苏轼称赞其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王维后被奉为“文人画之祖”。 苏轼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跋宋汉杰画》），抬高了画家王维的历史地位，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表现出将“文人画家”与“画工”分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