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不善及监察专员的崛起..docVIP

公共管理不善及监察专员的兴起（1986） 【作者简介】 杰拉尔德·凯登，1936年6月出生于英国，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加拿大卡尔登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和以色列海法大学。现为美国洛杉矶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公共行政学院教授。凯登博士担任过许多学术刊物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并受聘为不少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世界组织的顾问。 凯登博士先后出版了20多部著作，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他以行政道德为主题的论文，视野开阔，见解独到，涉及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的政界和学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译文】 引言 行政国家产生了大量威胁到公众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肆意滥用权力、在繁文缛节上傲慢地坚持，形成了现代形式的公共奴役。正如卡夫卡所言，官僚的执行模式经常贬低和侮辱他人，它会剥夺人们基本的尊严，人们因受困扰不得不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哪个官僚机构会发现错误或者纠正已发现的错误。另外，那些知道哪里出错的公众因害怕被报复而拒绝指出错误。尤其脆弱的是那些发现自己在特殊机构而不得不承诺保密的人，他们或是被单独监禁，或是被公众所遗忘。军事组织、警察机关、监狱、孤儿院、医院、养老院、救济院、福利院都可能是针对提出此类严重错误的个人的收容所，然后在全世界不被察觉，受害人会保持沉默。 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被官僚机构长期的弊病所恶化。“经常发生的事情是部分官员过分自大或是对他们所在办公室的过分自大，对公民个体的便利或感觉漠不关心，迷恋部门决策、先例、安排或形式中相互捆绑和僵化的权威，完全不顾在个人案例中工作可能遇到的不公、困难和其他严重的情况，却热衷于规章和正式程序，专注于特定单位的管理却忽略政府部门整体的管理，未能认识到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被管理者作为民主进程中的必要角色的事实”。 这样的失灵导致官员在病态的官僚组织中控制他们的客户并希望他们绝对服从。对于公众而言，个人自由受到权力持有官员的威胁。个人隐私也有可能被无端侵入，举例来说，监察人员无指令却强行闯入或者在他们现有的事务结束后延长停留时间，亦或者潜在的嫌犯被要求宣誓，或者告知他人停止公共政治活动是拥有被选举资格的必要条件。总而言之，公共官僚对民众来说是不可访问的、效率低下且没有人道的。 为保障个人因政府滥用公信力而造成损失，也为了保证所有的权力能够对至高无上的公众负责，尽可能向公众提供访问救济。绝大多数人对那些被公众所接受的、根据需要用以减少官僚恐吓作风和纠正错误工作机制非常熟悉，如宪政、法治、政治控制、司法审查、层级监督、开放式诉讼、内部申诉机制、定期检查、上诉委员会、专业人员道德、行政法庭、大众媒体报道等等。这其中没有一种组合可以避免所有的漏洞或者预防错误的发生，但它们的可行性在于可以保证有效的行动和有意义的补救。它们的存在足以把威胁、挑衅、恐惧和焦虑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虽然每隔一段时间积郁的不满会点燃愤怒，委屈不满的人们会针对最近最新的一些官僚符号：失败、拖延、阻挠和匿名权力采取行动。 对公共管理不善的投诉 一些国家走在了前端。他们承认公众有投诉的权利并为公众提供了特殊的投诉机制，那些认为错误已经发生的人可以通过注册表达抗议，此后他们会收到一份来自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的调查报告。设立该类机构是因为政府承认公共事务管理易犯错误，且错误不可避免。通过此类机制，公众就有权利公开质疑任何公共机构的作为同时可以对政府绩效有更高标准的要求。如果错误已经产生，违规机构会被希望纠正错误，如果整改是不可能的，他们就会被希望去补偿受害者，同时进一步修订法规来防止此类情况的再度发生。甚至在没有错误的时候，对政府来说，人们是否因心怀委屈而在态度和行为上对国家和国家的媒介产生偏见也是重要的，因为这种负面情绪可能阻止公众与公共机构合作，引发反社会行为。有必要使公众对国家政府行政过程中的正义、公平、公正和诚实恢复信心。 政府可能并不是出于仁慈的动机向公众提供投诉机制，这可以从六个不同的使用方式中看出端倪，大部分方式其实损害了个人自由： 作为一种胁迫。政府利用公众投诉挑出不满来惩罚、挤压对手。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在被恐吓进入奴役模式的同时，实际上也是被剥夺了权利。 作为一种纪律。用公众投诉来确定不称职的官员，以此来惩罚或解雇他。 作为一个安全阀。公众被允许尽可能多地投诉下级官员，但不要涉及那些有显著功绩的人物。 作为一种公共关系。作为对公众投诉的回应，政府承诺将会改变，安抚公众，改进正在被实施。但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被实施。 作为一种反馈。投诉被慎重考虑来纠正错误并防止再发生。真正的愿景是有证据证明公共管理质量提高了，而不是向公众保证他们的个人权利。 作为公众（利益）的保护者。接受投诉是一种对公共事务透明性作为强制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