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钱学森之问的几点思考..doc

我对“钱学森之问”的几点思考 摘 要：钱学森先生生前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就是“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反映出了中国杰出人才培养乏力的问题，切中了我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要害。该问题的解答需要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思考，在对现状反思的基础上才可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文章对我国高校日愈浓厚的官僚化行政化色彩、蔓延的浮躁之风、失衡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淡薄的创新气氛和欠缺的个性化教育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为“钱学森之问”的解答提供思路。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高等学校；创新；行政级别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两院院士钱学森先生时，他曾感慨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先生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 一、官僚化、行政化色彩日愈浓厚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西方国家又对我国进行经济和政治封锁，所以我国开始了全盘向苏联学习，也就是将苏联的计划体制照搬过来。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上没有采取“院士治院，教授治校”这一通行理念，而是由政府直接管理大学，如教育部在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第9条中规定，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定或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高校的专业设置、教学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要稳定，不得轻易变动。课程和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的批准。这样大学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行政制度的执行者，庞大的行政队伍成为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单位和人员被固定在行政系统的不同等级框架中，权力是大学运行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成为评价广大教职工贡献和价值的基本依据和标准。这种用管理机关的方式来管理大学的做法一直沿袭至今，且不断被强化，大学的行政化和官僚化日趋严重。这几年将“大学行政化、官僚化”这一现象推向风口浪尖的就是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校长有副部级、厅级等行政级别之分，有校长说没有行政级别就没办法开展工作。民国时期的张伯苓终身“无大志”，满足于当南开的校长(晚年曾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但不是他本人的志愿，时间也很短)。梅贻琦也是如此。但他们分别把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办成了各有特色的名牌大学，永远为人称道，两人做大学校长时均无行政级别。原任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当时不是完全的大学，但已有大学部分)校长的周诒春在从清华学堂辞职后欣然接受清华同学宋士英的倡议，到贵阳市郊去筹建清华中学(建国后更名为花溪中学)。从曾任大学校长到任中学校长，按现在的标准是从副部级降为了正处级，这在现在时很难想象的。 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受到过多侵损和干预，政府主导性过强，学校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大学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科层结构的等级分明，形成了校长、院长、系主任之间的依附关系。学校里的行政官员对学校事务有最高发言权，学术话语权越来越小，行政权力越来越大。“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越来越明显，每次选拔处级干部，每个岗位都有数十个教授、副教授去竞聘；假如某位中年教授一旦被选为院士，很可能不久就被任命为大学校长。在大学内，经常看到的是人们互称官衔，某校长、某处长、某院长、某主任、某科长等等。大学的官本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随意指挥一个教授的场景在大学已屡见不鲜。行政力量的渗透，已经严重侵害了学术自主性，在大学内甚至出现了独特的“学官”这一群体，评奖一个不缺，课题一个不落。 二、浮躁之风蔓延 钱学森的弟子之一，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认为，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浮躁情绪，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最大敌人。现在的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太浮躁，重钱不重人。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冒不出”国际一流科学家，更出不了实绩和政绩。 教学和科研是大学的两大任务，这样才能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培养所需合格人才。现在许多大学都把做课题和发表论文放到第一位，为了鞭策大家积极去搞“科研”，规定评定职称必须有主持和参与各级课题并发表多篇科研论文，其中核心期刊不少于两篇，评定时主要看科研课题和论文发表方面是否符合要求。而教师本来就低的工资又是与职称挂钩的，讲师和教授的工资相差一倍，这就使得教师们不遗余力去钻科研课题，想方设法去发表论文。而且职称评定都是有年限要求、课题论文数目要求，哪怕像孔子那样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没有课题和论文是不可能评上教授的。于是乎纷纷开始做“短、平、快”的科研，总是浮在表面，追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