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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摘 要 自从中澳建交以来，澳大利亚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本文分析了中澳进出口贸易关系中澳大利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时运用协整方法，考察了1987-2012年中澳进出口贸易与澳大利亚对中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澳贸易与澳大利亚对中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中国对澳出口贸易可以带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而拉动中国经济额快速增长，同时也说明中澳建立自由贸易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澳双边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 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3. 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10 年2 月24 日到26 日，中断一年多的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重启。这是第14 轮中澳自贸区谈判，谈判的重点是投资和农产品问题。据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将在未来20 年内为澳经济创造价值1460亿澳元的收入，中澳贸易合作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两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一直以来被称为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澳洲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便是羊毛与羊毛制品。然而实际上他们盛产的不仅是羊毛畜牧产品，原材料铁矿石才是他们出口换汇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原料供应国之一，这两年来两国因为铁矿石谈判而贸易摩擦不断，受其影响两国之间早以提上日程的自由贸易谈判便断断续续，时紧时松，难以有真正的进展。 　　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极为密切，有关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将在中澳双边贸易谈判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中澳贸易、FDI的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中澳贸易与投资效应，说明其对中澳双边贸易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FDI贸易效应的研究，从国外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的结论有三类：一类认为FDI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一类认为FDI与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还有一类认为东道国利用FDI与其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是难以确定的。Svensson（1996）认为国外生产对于母国最终产品的出口具有替代效应，同时促进了中间品的出口，但是净效应是替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Markuson和Svensson（1985）采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他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的合作关系如何，如是合作关系，则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否则就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尤其以研究中国总体FDI贸易效应的文献居多。秦臻、陈继勇（2006）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对1992―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孙纲（2010）运用1987―2007年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还有些学者从国别的角度出发，研究具体某个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三、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到的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选取的区间是1987年到2012年。分别选取了中澳的进出口额以及澳对华的FDI，在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前进行对数化处理，处理后的数据用LNEXP和LNIMP，LNFDI表示。 　　（二）实证分析。 　　要研究澳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澳贸易的关系，建立模型，首先要对论文中所涉及的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果变量是平稳的，还需要检验这些变量之间是不是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下面对FDI和中国对澳出口和进口额做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1、单位根检验。 　　论文利用各样本数据的对数值，对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1。 　　上表中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对于澳对华的FDI、进出口额的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本文中出现的所有变量都是单整变量，这说明FDI和进出口额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2、协整分析。 　　下面通过对这些数据做协整检验来验证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本文将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检验澳对华的FDI和进出口额之间的协整关系，故先通过基于VAR模型 最优滞后期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比较相应的AIC值和SC值来确定最优滞后期，由此可得出最优滞后期为5。 　　表2 VAR模型最优滞后期结果 　　由于本文VAR模型选择的最优滞后期为5，所以协整检验的滞后期确定为4。本文选择“序列不含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