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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国学热”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的“强国”和“求富”企业以及稍后秉持“实业救国”理念的民族资本发展，是商人和商业社会地位提升的开端。改革开放近30年来，创富则成了多数国人最为认可的人生追求。企业大量需求的管理、营销、人力、法律等“商务人才断升温，而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却多呈“门前冷落鞍马稀”之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有了一定累积，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有了很大恢复，人们自然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根。当前的国学与商道热，可能有四个原因：受东方管理学派影响，有些人要自立门户；管理学很重要，向西方学习有必要，但不能完全走西化道路，应该不断创新；社会的需求以及利益驱动。 　　过去，我们在向彼得?德鲁克以及约翰?科特这样的西方管理大师求取真经。如今，《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国学经典已经摆在了很多企业家的案头。形形色色的总裁国学班更是身价不菲，学费动辄以万计。从历史的烟尘中走来的国学，似乎突然又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把它看作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工具，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不可以死搬教条，更不可拘泥于古文原典在当时所表达的语义和情境，企业管理者必须要能够“借用”其观点、思路、方法和概念，活学活用，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 　　历史真的很有意思，近一百年以来，国学――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猛烈的冲击，先是五四运动，后是文化大革命，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在西方“绿色文明”面前，作为“黄色文明”的国学遭到批判。然而进入本世纪以来的短短几年，一股“国学热”正悄然兴起。这难道是企业家在赶时髦？实则，这已经成为一种需要。 　　现实基础 　　企业界“国学热”的兴起并非偶然。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西学东进，国人得以与西方管理方式亲密接触，但中国企业成长的环境与阶段自有其特殊性。 　　企业家追捧国学，除去跟风因素外，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现实处境：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后的无力感、财富观的困惑、人生道路的迷茫。在掘得第一桶金之后，他们所承载的财富和资源开始变成一种压力，迫切需要寻找精神的慰藉与出口。 　　西方管理方式重视制度，比较理性，而中国的企业看重人情。经过近三十年向西方管理模式的学习，中国企业界开始意识到管理制度的建立并不困难，中国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人心浮躁，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缺失，幸福指数不高。因此企业界逐渐意识到不能照搬西方管理方式，而需要根据中国企业的特点对其进行微调，使管理更具艺术性。 　　在现实中，企业家们也多是处处碰壁，于是转而向国学求解。皇明集团在2000―2003年这段时间内，曾出现较大波折。企业在经历了十几倍的飞行式增长之后，回落到了百分之十几的增幅。2003年则最为混乱，企业文化认同度差，企业战略也越来越不被认可。当时产品可以很差、很烂，做事可以没有底线，与皇明太阳能所坚持的企业文化战略反差很大，撕裂了很多人的心。 　　周边有太多让人“往下滑”的力量，黄鸣意识到：一些看起来很先进的西方管理理念，在企业里却无法贯彻。科学管物，管理管人。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是可以畅通无阻嫁接的，但是管理看起来不可能。于是他开始另辟蹊径，在管理理念中嵌入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尤以《论语》最为突出。慢慢地他发现很多平时强调的东西，都可以从《论语》里找到依据。在经过调整之后，企业战略认同度大大提升，皇明也开始重回快速增长的轨道。 　　在海尔最困难的时候，张瑞敏总是去翻三本书：《孙子兵法》《论语》和 《道德经》。《孙子兵法》中对他启发最大的是一句算不上经典名句的话“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他从这句话得到灵感，开始考虑如何调整海尔：把产品、市场、技术更新换代与《孙子兵法》的这句话相对照，水是产品，石头是市场，快速流动是技术的更新换代。也就是说，要让产品占领市场，让广大消费者接受。因此一直以来，海尔必须把技术的更新换代作为生存发展最重要的原则。 　　张瑞敏曾如此阐释海尔的成功：“日本式管理（团队意识和吃苦精神）+美国式管理（个性舒展和创新竞争）+中国传动文化中的管理精髓=海尔管理模式。归根到底，我们要造中国自己的名牌。” 　　国学管理的作用 　　国学在企业中的运用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心智教化，即对管理者和员工的教化。管理的实质其实不是管别人，而是管自己；管自己实际上是管心，只有修己，才能安人；人心正了，人心齐了，企业就管好了。 　　其次是指导具体操作环节。管理的环节包括生产、营销、人力资源、研发、财务、物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用国学的思维来管理，比如人力资源管理，可以用“五行人格”“八卦人格”为标准来识人、用人。 　　还有就是帮助预测和决策。决策需要一些数据基础，但是最重要的是决策那一瞬间的判断，这一瞬间的判断包括企业家的直觉和灵感。直觉和灵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