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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岁的年轻人 　　弗朗茨?奥斯特（Franz Oster）1869年生于德国，锁匠出身，后成为德国海军一名船舶工程师。随海军漂到香港后退役，1899年定居青岛成立了自己的船舶修理工厂。 　　奥斯特是一位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他办厂之外，还从德国引进汽车和飞机出售。1913年，他在青岛设立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销售部，销售10/25旅行车，这成为戴姆勒公司进入中国的标志性开始。 　　2013年9月22日，德国戴姆勒在其位于北京的全球第十座奔驰旗舰店――梅赛德斯-奔驰（北京）中心，举行大气而又隆重的入华100周年庆典。戴姆勒在华所有公司的代表以及合作伙伴悉数参加。 　　作为合作伙伴的奥斯特其实是戴姆勒最合适的代言人――三叉星标识代表着奔驰将向海陆空全面发展，奥斯特恰好在这三个领域都有浓厚兴趣和不俗成就。 　　对当时年仅27岁的奔驰品牌而言，一桩不经意的普通生意开启了一个重要市场，这个市场到底有多重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可能要等到90年之后。 　　但显然，当时的戴姆勒公司已经隐约意识到，不应该忽视占全球人口近1/4的国家，从那时开始，它不断尝试以各种方式靠近这个国家并与之同行。 　　一路走来，竟已百年。 　　1924年，奔驰汽车中国代理处和销售部在上海成立。1936年在上海建立组装厂（1938年迁至香港），到1939年末共组装了2800辆重卡，这是奔驰汽车大批量进入中国的开端。 　　作为汽车发明者，奔驰对萌芽中的中国汽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958年，上海牌轿车的前身――首辆凤凰牌轿车就是拆卸一辆奔驰220S仿制零部件再重新组装的结果。1964年，一汽研发现在被称为红旗轿车中最经典的车型CA770时，参考借鉴的车型之一就是奔驰600普尔曼。 　　由于汽车工业基础薄弱，中国汽车厂商基本都是从模仿开始学习制造汽车，奔驰因历史悠久和高品质，成为被模仿频率最高的品牌。民企造车第一人李书福最早的“吉利一号”也是由拆装奔驰零部件手工打造而成，其首款量产车，前脸还能看出奔驰的影子。 　　在奔驰进入中国开展合作之前，其产品早已成为中国汽车学习借鉴的榜样，这恐怕是奔驰始料未及的。 　　100年来，尤其是当代中国汽车业对外开放合作后，戴姆勒成为与中国合作最为积极的跨国汽车公司之一。奔驰是第一家与国内合作生产轿车、第一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与国内合资、第一家参股国内车企的跨国公司。 　　截至目前，戴姆勒在国内的合资与投资项目涵盖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零部件、汽车金融、汽车租赁，涉猎范围之广，无出其右者。 　　2012年12月，戴姆勒集团宣布首次专门为中国业务设立董事会成员席位，拥有这一席位的唐仕凯（Hubertus Troska）同时兼任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CEO。 　　9月18日，中秋前夕，唐仕凯在位于北京望京的戴姆勒中国总部接受《汽车商业评论》专访时再次强调，中国市场对于想在全球恢复领先地位的戴姆勒至关重要，这在戴姆勒内部、在斯图加特已有广泛的共识和深入的理解，因此才有增加负责中国市场董事的决策。 　　才来中国8个多月的唐仕凯已经感受到了他这个位置的重要性。他说：“参加总部最高层会议时，凡是有关中国的话题，我的声音都是非常受重视甚至是决定性的，这让中国的声音能够直接通到戴姆勒的最高决策层。” 　　对戴姆勒董事长蔡澈（Dieter Zetsche）来说，这关系到自己亲手制定的2020计划能否顺利实现。对戴姆勒来说，在中国的第二个100年决定着公司的历史将如何书写。 　　先锋意识 　　没有多少人知道，是奔驰而不是其他品牌豪华轿车，最早在中国实现了国产化组装。 　　1983年，当时中国最大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向国务院递交红旗技术改进建议书，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1984年，一汽与中汽公司形成利用奔驰公司高级轿车改造红旗的设想方案，正式邀请奔驰公司派员来华洽谈。 　　三次谈判形成了合作意向书：合作分三期进行，采取技贸结合方式，车型选定奔驰W123系列200型、230E和加长型三种，SKD、CKD组装1000台，对方提供焊装线、油漆线设计，总装线和一部分工装夹具，总费用367万马克。 　　其中第一期国产组装车型使用奔驰商标，在车身侧面加“长春制造”标识；二期德方提供400套冲模，待德方售后服务3～4年后再提供余下175套冲模，总费用为400万马克。奔驰设计师还为改造红旗设计了5种方案，双方甚至商议了利用奔驰长轴距轿车改造红旗的种种细节。 　　1985年1月2日，一汽与奔驰签订了CKD组装奔驰轿车的合同，生产了828辆各种型号的奔驰车，为此专门新建了84米的装配线。 　　如果合作按照意向书顺利进行下去，中国豪华车市场格局将与今天截然不同，但在一期CKD过程中，一汽内部对技术路线发生分歧。 　　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