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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治”思想下的中国乡土刑事司法问题 　　摘 要： 该文从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书中的一个问题引出，现代的司法制度在我国乡土社会的运行中呈现出了一些冲突。而这种冲突，是由于我国长久以来在乡土社会中的采用的“礼治”所造成的。目前这种冲突继续存在并延续了下来，而这种冲突的解决，依靠司法观念的转变以及所谓的普法活动是收效甚微的。因此，对学说取舍的判断，对个案正义的判断，除了之前的逻辑判断标准，中国乡土社会实践的反应或者真实情况也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 乡土社会；礼治；司法观念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3-0124-02 　　作者简介： 徐峥琼（1991-），女，汉族，湖南衡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3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孙杰（1993-），男，汉族，河南焦作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3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无讼”一章中曾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案例：有个人因妻子偷了汉子打伤了奸夫，和奸无罪，殴伤有罪。司法者陷入一个困境：善良的乡下人做了坏事绝对不会到衙门里来的。反而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点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恶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费孝通先生针对该案例指出：先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制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因此费先生认为：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有一番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1]上面例子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对于现在的中国是否还是一个问题呢？梁治平先生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而建国以来的制度改革和法制教育，是否起到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的改革”呢？我想这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调撤率居高不下，这当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但至少从一个角度来说，对于民事案件我国司法实践并不是严格遵照法律主义来实行的。而礼制与法制更大的冲突，依然存在与刑事案件之中。就像“秋菊打官司”中提出的那个问题，秋菊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样的诉求，法院将村长判刑，就是秋菊所讨的一个说法么？在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私权侵害的刑事案件中，这些案件的处理是否是礼制与法治的冲突呢？如果存在这种冲突，我们应当在何种范围去处理这种问题？而面对这样的冲突，我们应当坚持一种怎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呢？我们下面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阐述这个问题。 　　二、“礼治”与“法治” 　　“礼治”与“法治”从中国先秦时期就开始成为百家争论的主要问题，其中以“法家”与“儒家”两派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而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城镇化时期，“礼治”与“法治”的冲突又呈现了崭新的特点。而我们很清晰的认识到，我国传统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在内核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现实层面也存在的一定的冲突。 　　（一）中国传统“礼治”与“法治”的冲突与统一 　　我国传统思想关于两者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人性”的问题之上。如有的学者就指出：中国古代的儒、法两家将人性问题简单化，各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于是就产生了礼治与法治的冲突。[2]在此我们不对其理论内涵进行详尽的阐述，但古代法治认为人的本性为“恶”，认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也就是说人性本恶，追逐利益，法应当对不正当的利益进行规制。在古代法治仅仅是一种统治手段，而并不是作为一种根本原则存在的，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法为“术”非“道”。这是与现代法治一个重要的区别之一。 　　随着两者学说的发展，由汉朝学者董仲舒将其两者进行了一次统一，他指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总结出来就是“礼主刑辅”，这也成为了我国古代关于“礼法”关系的基本思想。 　　（二）“礼主刑辅”思想在传统乡土中国的体现 　　礼主刑辅思想在传统乡土中国，就集中体现在“无讼”思想上。对于“无讼”我赞同梁治平老师的观点，及“天道本和谐，因此人道亦平和。倘有人涉身于冲突，那必是偏离了人道，偏离了人道之所本的天道。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就是通过教化，通过劝说，也通过儆戒，使他们返‘人道之正’，以便维持好社会的和谐。……在社会关系领域，中国古代的和谐观念演化为一个具体原则，那就是无讼”[3]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礼就是顺应天道，而礼治就是企图通过对于人“礼”的教化以及维护，以使其返回正道，维持社会和谐，而“讼”其实就是社会矛盾无法通过“礼”调节的体现，因此古代先贤都推崇圣人的“无讼”思想。具体到乡土社会，就形成了“家长、组长、乡绅、里正”等人的一整系列的调解或礼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