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萨，索穷和朋友们.docVIP

在拉萨，索穷和朋友们 　　就西藏的每个人而言，对拉萨这座城市的理解，大概与对自身的理解是不可分的――在这里，人们会遇见一切。 　　藏族小伙子用汉语说：“他，哪里来？他……” 　　美国人仍用藏语说：“糌粑没有吗？” 　　汉族商贩严肃地用英语重复着：“中国。美国。” 　　这是索穷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在《西藏文学》上的一篇小小说的结尾。隔了快30年，当年《西藏文学》的编辑央珍和索穷以及几个朋友一起坐在一间传统藏餐馆的房间里，央珍还记忆犹新地提起这篇“特别有意思”的小说。阳光透过窗格照着索穷有点花白的头发，他脸上有种羞赧的神情。通过小说和这些朋友结识的年代，转眼已过去这么久，而在这时间的慢慢酝酿中，当年写作时不甚明了的意味，倒一点点咂摸了出来。故事很简单，一个藏族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汉族人在西藏一个小县城里相遇，都拿自己不擅长的语言去沟通，又得不到说话对象的理睬，形成一个循环的怪圈。“就是写他们互相拧巴着，都要跳出自己的文化，但是又跳不出去的那种感觉。”这像多年前的一个隐喻，虽然那时候索穷并不那么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我就觉得是要发生的一种事情，要有新的事物进来，要有新的改变发生――好与坏，并不知道。” 　　被他们的谈话勾起了兴趣，我向索穷要他的小小说想读一读。他为难地搔搔头说：“我这里都找不到了。”他不保存自己多年前的作品，而且，他也很多年没有写虚构的作品了。但在80年代，在阿里措勤县唯一的学校里，用教课之外大把的时间，不断地写一篇又一篇的小小说，将它们寄往拉萨的报刊杂志，却是索穷最大的快乐、最好的“抒发自我的方式”。 80年代：相遇 　　措勤县是阿里的东大门，是阿里地区离拉萨最近的县城，但邮车也要半个月才来一次，带来一个月以前的书信、报纸和杂志，那是当时获取外界信息唯一的通道。1965年出生在阿里噶尔县门士乡的索穷算是当地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在乡里上了几年小学后，他考到位于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读了三年预科之后又读了两年初中，最后的第六年进入边境地区小学教师培训班，毕业后分到措勤县完全小学，成了县里不多的“有文化的人”。1984年，从民族学院毕业分配回乡时，索穷第一次路过拉萨，他意识到内心强烈的渴望，一定要到这里生活。“拉萨太好了，是藏族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我是西藏人，我就要来这里。” 　　在广袤的高原上，“文化的绿洲和生态的绿洲往往是重合的”。阿里地区除了普兰、扎达、日土这几个县城，其他地方在索穷的眼中都缺少文化和历史。措勤县以牧民为主，历来居无定所，除了帐篷，“连一间房子也没有”，只有门东寺这一处古物，“文革”时期成为粮食仓库，才得以保留下来。七八十年代四川的建筑队在这里修了校舍和住房，只有一条街的县城就固定了下来，住在县上的人口只有百来人，其他仍然在牧区过着迁徙的生活。索穷就在小县城里施展着自己的想象力，幻想着、勾勒着会发生在生活里的变化、冲突、异于自身的一切可能。攒钱，每个暑假搭上三天邮车去一趟拉萨，是最快乐的事情。“没有一定的目的，就是觉得要去有人、有文化的地方。在八廓街附近找个招待所，逛书店、画廊，看寺庙和古建，跟陌生人聊天。” 　　不过索穷当时看到的景象，在老拉萨人央珍的眼中已经变化了模样。60年代生活在拉萨的央珍和姐姐玉珍对这个城市的判断是“洋气”，因为地缘的关系，西藏与印度联系密切，而印度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而备受其影响。西藏贵族中多年来的传统就是前往印度甚至英国留学，因而西方的生活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西藏尤其是贵族阶层的生活。60年代这种影响的延续性仍在，央珍记得那时的拉萨往往比内地物质更丰富：“英国的巧克力、呢料，印度的泡泡糖，都可以买到，看电影、跳舞，也都是平常所见的情景。在西藏待了几十年的廖东凡1961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来拉萨，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当时内地因为自然灾害物质很匮乏，没想到来了拉萨看见八廓街上商铺特别繁荣，他就推着自行车东张西望地看，一路上还有许多身着艳丽服装的藏族妇女在卖香，装在印度进口的铁箱里。” 　　那时拉萨的城区只有从西面布达拉宫到东面大昭寺一带，在今天的北京东路和与之平行的宇拓路上住满了城市居民，八廓街上满是商铺，但是不同于今日，“店铺里面是放着印度的音乐，有淡淡的香气，商人静静地坐在店铺里，没有靠吆喝招徕生意的”。藏族所需的一切物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要买内地商场里的东西，则去宇拓路。幼年的玉珍和央珍姐妹俩有时候还会被父亲带去甜茶馆。今天走进任何一家甜茶馆，大都是人声鼎沸，除了藏民在里面打牌、下棋、聊天，还有很多游客。但60年代的甜茶馆在央珍姐妹的记忆里“安静极了，大都是一家人在喝茶，或者男人们在低声地谈论新闻”。而且极少有女性会去甜茶馆，这些都是拉萨人的老规矩。在央珍眼中，过去的拉萨社会，所有的特质可以总结为“优雅”：“重视礼节，歌舞的动作幅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