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工业与核弹研制方面对华全面援助[精选].doc

在核工业与核弹研制方面对华全面援助 50年代中国曾多次要求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50年代中后期，由于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中的需要，赫鲁晓夫向中国有偿提供了一批绝密的核设备，无偿提供了核技术，派了千余名专家，帮助中国建成了核反应堆、回旋加速器、湖南和江西铀矿厂、兰州浓缩铀厂、包头核燃料棒厂、酒泉核研制基地、新疆核实验场等核武器研究所需的一整套核设施。（《苏联援华40 年真实内情》） 帮助中方建立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培养六千多科研人员 从1957年开始，苏联正式开始对中国进行核技术援助，该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刘振华《苏联援助之下中国核工业的横空出世》） 上述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和1960年，这个协议是苏联真正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等尖端武器的开始。 由于当时中国除了王淦昌、朱光亚、吴有训、钱三强、邓稼先等仅有的几个顶级物理学家之外，无论是核技术水平、核工业状况还是原子能人才，基本都出于空白状态，因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首先从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进行。 1、核物理科研方面：帮助中方建立了第一座重水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 1955年，苏联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了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主要包括一个7000千瓦的实验性重水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该基地1958年7月建成并移交中方。 该基地主要进行中子物理实验、材料辐照试验和其他科学研究，生产放射性同位素，以及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该基地的建成使得中国首次拥有了研究高能物理的条件，也使得中国真正进入研究原子能的门槛。在基地建成后，苏联还向中国无偿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科学技术资料，并提供能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正是在此基础上，苏联专家指导中国科研人员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核试验所用的钚。 关于这一研究基地的建设过程和重要作用，当时主管核工业建设及核弹研究的宋任穷回忆说：“这个基地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对于原子能科技骨干的培养，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宋任穷回忆录》） 2、人才培养：帮中国培养的数千名核原子科技研究与工程技术人才 1956年5月，苏联派遣了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专家，编制培养新的核技术人才的教学大纲，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应该说，这些派往中国的苏联科学家还是很尽职尽责的： 加夫里洛夫讲解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物理图片，以及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的物理现象和释放出的物质状况；涅金讲述了原子弹的制造及其结构原理——从外形直到中子点火装置；马斯洛夫讲授了如何在弹道装置里安放原子弹，以及自动装置和仪器。开始，专家们仅限于在黑板上画出结构示意图，因为他们没有带来文献资料——根据中苏协议，转交文件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当中国的专家们反映对讲课的内容可能记录不完全或有理解上的错误时，苏联专家便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总之，苏联当事人认为，在莫斯科允许，以及专家们所知道的范围内，中国人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沃尔比约夫刚来时，在研究所里只有60位核物理方面的中国专家，而到1959年11月他离开这里时，这个集体的人数已经增长到6000人。（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资料显示，到1960年上半年，原子能所的职工队伍由1954年底原物理所的170人（科技人员不足100人），发展到4345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科技人员1884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8页）。 帮助中国建立了整套核工业体系及核试验基地 在提高中国原子能科研能力并培养核人才的同时，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一整套核工业体系。在这些工厂的建造过程中，苏联不仅提供设备、图纸和技术资料，而且派遣大批专家来到中国： 从工厂的选址、设计，到设备安装、调试，以及在帮助中国技术专家理解文献和资料，培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