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生语文教学研究批判系列..doc

我的课改观：逆王荣生“文本体式依据说”而动（一） ——超越文本体式的约束，走向哲学思维 南开大学文学院 徐 江 语文老师恐怕无人不知苏轼的《石钟山记》。但是，人们只是虚读《石钟山记》耳。何以出此言？因为能以苏轼探石钟山之精神探讨语文教学者实在不多，而如“郦元之简”、“李渤之陋”者实在不少。本文有感于此而写。 首先要花费一点儿笔墨进行解题。 这是一则比较长的论文标题。之所以这样拟标题，因为它能醒目地引起人们的注意。“课改”，既然是一种改革，它必须对某些传统的东西进行革命，必须有所突破，否则还叫什么“课改”呢！所以，笔者在这里就又强调了一个“逆”字。“逆”者，反方向也，它是后边“动”的前进方向。“动”，就是“行动”，就是“做”，就是“干”，在这里就是指实实在在的、真真切切地搞语文课程改革。而这种“改革”恰恰与王荣生老师所主张的“文本体式依据说”相逆，要对王荣生的学说进行“抵抗”，进行革命。 这是一个奇怪却又发人深省的问题。因为王荣生老师是语文界比较活跃的课改领军人物。而徐江却大声疾呼逆之，这恐怕使许多人感到惊讶。其实，说起来也并不奇怪。人非完人，术业有专攻，一个人不可能事事通。所以，他的学术主张并非都具有改革意义甚至有碍课改是一般般的事情。但笔者在这里抓住他不放是有用意的，以他的观点为“石”投向沉寂的各说各话的语文教研“池水”里，对语文界具有震动性。同时，在与王荣生老师的学术主张逆抗的阐释过程中，有助于人们认识笔者的学说。倘若与一位说过同样话语的普通中学老师对话，其刺激性远非与王老师对话相比，这更能引起读者的关注。这是难得的学术论战机会，笔者将以诚恳、严肃、求真的态度来搅动语文界的语文教学研究。这是王老师给予的论战机遇，“弄斧到班门”此之谓也。 本文论战的主题是批评王荣生老师在《语文学习》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教学内容确定原则的有关言论。他是这样说的：“围绕教学内容的选择，聚焦到文本教学解读”将从两方面展开：“一、依据文本体式来确定教学内容。二、根据学生学情选择教学内容。”本文只讨论前者。所谓“依据文本体式来确定教学内容”，即对教材中的课文进行教学解读，就是“按照诗歌的方式去阅读诗歌，按照小说的方式去阅读小说，按文学欣赏的方式去阅读文学作品等等”。把王老师的“等等”作延伸解读，还可以说按照散文的方式去阅读散文，按照戏剧的方式去阅读戏剧，按照报告文学的方式去阅读报告文学等等，顺推下去，不知道要推出多少解读的“方式”来。笔者在这里对此暂且不追究，也不追究王老师原来说法的逻辑模糊错误，只是对照王老师教学内容确定之思维模式作相反的阐述。为了论述方便，笔者将王老师的说法名之为“王荣生‘文本体式依据说’”，笔者的主张是——“从课改的角度讲，有效且有创新启示的解读教学必须逆王荣生‘文本体式依据说’而动。” 怎样动呢？超越文本体式的约束，走向哲学思维。 “所谓超越文本体式的约束，走向哲学思维”就是指教者在备课的时候，不要局限在王荣生所设的“文本体式”这个小圈圈里，这使人想起聪明的孙行者动不动给唐僧用他那威力无比的金箍棒画小圈圈，笔者则希望中学语文教师从王老师画的这个小圈圈里走出去，飞出去，从更普遍更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去解读文本。这里是人们还不怎么熟悉的领域，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但这里的世界很精彩，很新鲜。它将对中学生从文本解读为始开启认识世界及改造世界的实际能力，诸如思维方法的培养、写作能力的培养等等，远比“文本体式依据说”开阔许多，实用许多。诚然，目前语文老师尚不熟悉这种备课思维，但它是努力的方向，是追求的境界。这就是语文课改的本质所在。 走向哲学思维的路是很多的，这里先说“空间意识”。毋须再讨论王荣生老师“文本体式依据说”的狭隘性，笔者以不考虑文本体式特点为原则，以“空间意识”为解读切入点分诗歌、小说、新闻特写、散文、戏剧、传记等各种文体的文本解读之，并能胜于“文本体式依据说”给学生更有效更有价值的启发。这就是“逆”王荣生“文本体式依据说”而动，为中学老师开启文本解读的新领域，确定教学内容思维的新方向。 ? 我的课改观：逆王荣生“文本体式依据说”而动（二） ——超越文本体式的约束，走向哲学思维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徐江 以“空间意识”为主导思想解读诗歌 《坛子的轶事》——“山顶”成就了“坛子”的神圣 之所以选择这篇诗歌谈起，是因为它既是一首诗歌，又是关于叙事中“空间意识”的阐释。笔者解读这首诗歌，同时也向读者论述“空间”对事物性质所具有的规定性意义，从而开启读者解读文本的“空间意识”。 解读这个特定的文本，用不着考虑它的文本体式——“诗歌”——的任何特点，而是从事物的存在“空间”去看一看，它的内涵是怎样构成的，怎样产生的。这才是应该确定的教学内容。 请来看美国斯蒂文森的一首哲理诗《坛子的轶事》： 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放在田纳西的山顶。 凌乱的荒野围向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