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 看见『唯一的树叶』.docVIP

莫非 看见『唯一的树叶』 　　 　　一片树叶的灵气需要摄影师同样的灵气才可以表达出来。 　　在诗人、摄影家莫非眼里，没有新叶和枯叶，只有充盈的生命与光。 　　『按快门的那一点点啊，要么是风情万种，要么是一团漆黑。 　　也就是说，除了「唯一的树叶」，其他的树叶再金贵也没什么。』 　　“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1967年，6岁的莫非，目睹父母辈被红卫兵限令两天之内“滚出北京城”。快60岁的父亲带着近50岁的母亲与惊惧的莫非，仓皇地落脚河北一个贫穷的县城。莫非记得第一夜，他们一家是睡在满地谷草的牛圈里。父母不会干农活，如果没有亲戚的接济，“真不敢想怎么能挺过来”。一年除夕，母亲为了改善伙食，包饺子给家人吃，谁知饺子没捞上来，就化开了―没有面粉，母亲只能找到白薯面，但白薯面是不能包饺子的。一家人临锅哽咽。 　　被打压的家庭，贫瘠的生活，陌生的环境，这让在北京生活惯了的莫非感到那么困惑，“那时我就很害怕和人交往，对世界不理解，觉得极其荒谬。”曾经的出生地，抛弃了他们，而投奔之地，是如此荒凉和陌生，这让莫非对故乡的概念极其羡慕与隔膜。而这种人生的疏离感，也使他过早陷入对世界的敏感。多少年来，莫非试图用诗歌、镜头，抵御孤独，找寻光亮。 　　以诗抵御荒谬 　　10岁那年，莫非同伙伴在河边玩耍。不小心，不会游泳的莫非掉进水里，“我大喊救命，其他人在水里嬉戏，没有救我，反而认为我在开玩笑。”莫非回忆道，当时一个被大家看做“傻子”的人听到救命声居然把莫非拉上了岸。自此，“我对人世间所谓的智和蠢的理解，与别人不一样了。”莫非至今对那场遭遇耿耿于怀，“自以为聪明的人，对生命的消逝无动于衷，反而他们眼中的‘傻子’却看到了生命的挣扎。从那以后，我对自以为是的人敬而远之。” 　　粉碎“四人帮”后，莫非所在的地区尚未被“春风”吹拂，莫非依然享受“特殊待遇”―不能上高中。1979年，未上过高中的莫非有幸参加高考，被一家中专录取。这时他面临着选择―要么跟随落实政策的父母回到北京，要么接受录取，留在当地。被命运折腾够呛的莫非，讨厌继续做一个异乡人，他选择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莫非一头扎进图书馆，痛快地吮吸知识的甘露。“终于没有人不许我读书。”莫非当时被安排到北京市园林局工作，所有的工资，基本上都用来买书，读的哲学书比读的诗要多得多。“我真不理解当年的红卫兵现在说青春无悔是什么意思。我的外祖父成分不好，连累到我的母亲，最后连累到6岁的我，一家遭那么大的罪，就是红卫兵当年上门宣判的结果。”莫非说自己一直未从童年创伤中解脱出来，当初写诗，就是为了抵御这种荒谬，甚至现在做丁克一族，也是当年那种株连式惩罚留下的阴影―“不想要孩子，就想伤害到我这为止吧。” 　　“我那时的诗歌主题多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莫非说自己6岁被赶出北京，19岁时又回到北京，一切又是陌生的，北京也不像自己的故乡。莫非那套父亲单位分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在当时确属稀罕，他家成了北京诗歌青年的聚会场所之一，“常常和马德生、严力、江河、多多、芒克、北岛、黑大春等诗人和艺术家一起玩。我那时19岁，可能在北岛眼里就是小青年。”而莫非和诗人马德生的友谊持续了三十多年。 　　那时莫非对既写诗又会画画的诗人有特别的好感，而马德生正好就是那样的人，何况马德生心地又特别善良。莫非的第一本诗集的插画，都是马德生的一幅幅原版木刻;1985年，莫非结婚，马德生也是忙前忙后地张罗。“他是一个有腿疾的人，坐在轮椅上画画写诗，按理说，他最需帮助，而他恰恰是帮助了别人。”1980年代初，马德生到法国定居，后去美国佛罗里达观光时遭遇车祸，同行的女友当场死亡，而伤势严重的马德生被放弃治疗，结果他在太平间有了呼吸;后因沟通误会，被护士拔掉了氧气罩，差点送命。九死一生，马德生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受了重伤。“他这样了，还没放弃画画，而且越画越好。1997年，我作为非官方诗人去巴黎参加第四届国际诗歌节，也与他背后的推介有相当大的关系。” 　　拍摄植物，是用镜头写诗 　　写诗的莫非，在40岁时，突发奇想，要换一种方式写诗。他学会了摆弄相机。“由于对人际交往向来很怵，拍摄的对象多是植物。而拍植物时，能感觉自己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自然是平等的，小时候在田野里玩，只有它不会欺负我，那种神秘、明亮和辽阔，是那么动人心魄。”莫非说他可以四小时不抽烟，不喝水，趴在草地里拍植物的花蕊、花瓣，拍有着美丽的纹路的树干。 　　惧于和人交际的莫非，在与植物的亲近中找到温暖。他独自玩着，自得其乐。他拍遍了北京公园和马路牙上的花草，连胡同角落和屋顶上的杂草，他也没有错过，“北方大部分农田杂草，我都拍过”。 　　玩着玩着，莫非有一天接到佳能公司的电话，说要给他办一个摄影展，“我开始以为开玩笑，我自个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