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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探讨 人文社会研究领域中的科学主义 存在不存在所谓的“社会科学”？17世纪以前，不存在什么独立的“人文社会研究领域”，更别说什么“社会科学”了。在那个时候人们的观念中，哲学、科学，甚至神学，其中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谓的“人文社会研究领域”或“社会科学”，都是混沌一片的。 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是要自觉地创立社会科学的先驱者，他的《新科学》是一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新科学》的原稿已经遗失，其标题似乎是《关于人类原则的新科学》。《新科学》的第一版发表于1725年，完整的书名是《关于导致发现氏族自然法新体系原理的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理》，确实比较罗嗦。1730年出版了第二版，书名改为《维柯论民族共同本性的新科学的原理的五卷书》，而内在改动则更大，简直成了另外一本书。1744年7月，维柯死后6个月，《新科学》出版了第三版，书名是《关于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理》，内容上对第二版也略有改动。尽管维柯不可能完全超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例如他仍然承认“神意”的存在就是明证，但是，“J·B·维柯第一个敢于在他的《新科学原理》中宣称，人最初的生活和动物完全一样。”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可惜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在《新科学》中，维柯提出了人类历史的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并运用神话资料做了详细论证。维柯的《新科学》反映了科学主义对人文社会研究领域的影响，涉及的范围非常广。维柯“不仅是一位勇于创新的哲学家，提出了可与培根、笛卡儿相媲美的哲学体系，而且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诸如美学、伦理学、法哲学、文化哲学、神话哲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人类学等都作出了贡献。尽管据最近的发现表明，维柯的思想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此后各时期许多领域的大思想家和学术传统。然而，出于历史及语言等方面的原因，维柯的著作在意大利以外的国家鲜为人知，维柯的思想未引起哲学界广泛的重视，维柯在一般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未得到恰当的确立。” 跨19和20世纪的意大利史学大师本内德特·克罗齐(1866-1952)和英国的史学大师罗宾·乔治·柯林武德(1889-1943)则对维柯推崇备至。克罗齐1911年出版的《维柯的哲学》在被柯林武德译为英文后，很快在欧洲掀起了20世纪第一次研究维柯的热潮。”二次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维柯受到国际学术界更多的重视。对此，陆晓禾说：“随着西方社会的变迁及其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加上维柯著作英译本的相继问世，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哲学家，还有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甚至精神病学等领域的专家都对维柯发生了兴趣。他们成立研究会，举行国际专题讨论会，出版大量的专著和论文集，来研究维柯的思想，讨论在他的观念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理论和传统，特别是维柯的学说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新思潮的精神联系，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维柯研究热或‘维柯复兴’。这种维柯研究热并不限于英语国家，还扩及拉美、日本等国。应该肯定，这些研究和探索不仅弥补了思想史上的空白，而且深化了对当代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与维柯的生前落寂相反，查尔斯·赛康达特·孟德斯鸠(1689—1755)在世时就受到空前欢迎。他的成名作《波斯人札记》出版后大为流行，盂德斯鸠也由此而成为当时令全法国注目的人物；而他的几乎花费了毕生精力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更是轰动一时，出版后不到两年就印行了22版，还有许多外文译本。直到今天，这部18世纪百科全书式的法学和政治学著作也是研究西方思想发展的必读书之一，其引用率极高。盂德斯鸠也是一位要把科学方法自觉地运用到人文社会研究领域中去，并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思想家。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开宗明义就说：“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们’有他们的法；兽类有它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显然，孟德斯鸠继承了西方自然法的传统，但赋予了它更多科学的内容。列奥·施特劳斯说：“孟德斯鸠开首给出的法的定义与托马斯传统发生了争执，其一，它没有给神迹留有余地；其二，它描述的是彻底的、盲目的必然性的普遍性而不是就理性而言旨在追求善的统治。作为应用于人的统治的人类理性的人类法律似乎令人奇怪地不适用于这样的世界。但盂德斯鸠所要证明的恰是机械原因能控制人类事务的程度。孟德斯鸠放弃了神圣神学和自然神学并且指出了有意图的人类行为的界限；他希望借助于此而建立一门与笛卡儿和牛顿物理学相一致的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我们很难有把握地说，在盂德斯鸠看来，究竟什么样的上帝观与他的法律观和自然观相一致。” 在18世纪，除了维柯和孟德斯鸠以外，很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对人文社会研究科学化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