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研究.docVIP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研究 　　[摘要]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部分来自政治、历史研究领域，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少有专业学者。“冷战思维”、“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等对其影响深刻，使他们的言说大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倾向于采用西方艺术标准评价“十七年文学”。但族裔身份差异使西方本土解读者与华裔解读者两部分力量，深层次文化立场并不同，促使本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呈现出了复杂性特征。 　　[关键词] 美英解读者；“十七年文学”；身份；族裔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1―0108―06 　　文学研究并非纯粹是学理层面上的话语系统，它与研究者的身份息息相关，是研究者在身份制约下的外在言说体现。研究者的身份认同产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与其族裔、教育经历、从事职业等密不可分。本文即探讨1950-1960年代美英两国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的身份问题，以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例，考察哪些人在研究“十七年文学”，其身份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言说。 　　一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主要如下： 　　1950-1960年代美英学界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者，主要由西方本土学者与华裔学者两部分组成。他们间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等因素的一致，对“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存在着相似，却也因族裔身份差异而有所不同，促使本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显示出了复杂性特征。 　　就出生时间看，这些解读者都出生于20世纪初。对西方本土研究者而言，20世纪上半期正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兴盛之时。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的相继出现，使西方世界愈加关注个体存在价值，追求个人权利与自由。大学阶段是价值观确立与成熟的另一重要时期，这些解读者接受大学及研究生教育集中于1940-1960年代中期，正值以美英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共产主义国家开始冷战、双方处于严重对峙时期。新中国作为世界上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引起了普遍恐慌。其采取的土地改革、剥夺地主财产、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等活动，都被西方视为暴力极权做法。双方的互相封锁增加了彼此的隔阂。华裔研究者则基本都于国内完成学士学位教育，其后赴美深造取得硕、博学位，再留美任教。他们可谓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五四摧枯拉朽式的反传统、要求西化、实现民主与自由的号召，在他们内心留下了深刻印记；出国后进一步接触到西方民主与自由思想，加深了对这种思想的认同。而其时西方强烈的反共氛围、他们自身脱离中国大陆带来的思想隔阂，都使这些人在政治立场上基本倾向于西方学者，不认同新生社会主义政权。西方本土学者与华裔学者这种政治身份认同，影响到这一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相当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解读中包含了大量抨击新中国之语。 　　富有意味的是，本时期，很多解读者并不来自文学研究领域，而是来自政治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以政治、历史研究者身份介入“十七年文学”研究。这些人主要并不关注“十七年文学”作品，而是文学批判运动。在上述政治立场制约下，研究目的多为表现作家与新中国政权间的矛盾，证明共产主义统治的残暴。如其主要代表人物谷梅。该学者毕业于哈佛大学远东历史与语言专业，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这一时期，谷梅尤其关注新中国文学批判运动，笔下《共产主义中国文学异端》一书，几乎谈到了新中国文学领域所有重要批判事件。她毫不掩饰对这些运动的兴趣，言：“共产主义中国革命作家的生平经历比其作品更重要。”[1]（P273）谷梅高度同情并赞扬那些与新中国正统文学规范不符的个人，但潜在的价值取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似乎胡风、丁玲、冯雪峰未能抵挡住社会主义文学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是一个悲剧”，而这正是“具有‘冷战’偏见的学者所共有的”[2]。谷梅由此被视为西方“反共派”学者代表。另一位言说者包华德亦擅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曾任职于美国在中国的外事机构。他将中国文学视为“特定政治、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以历史视角研究“政治对文学的影响”[3]。在政府部门的任职经历则促使他对中国文学管理机构产生了兴趣，《毛泽东统治下的文学世界》一文就主要研究新中国的文学管理。当然，也有学者言说了“十七年文学”作品，如施拉姆。他将毛泽东主要写于建国后的十首诗译为英文，并对其进行了简要分析。不过其探讨的并非为作品艺术性，而是思想性，译介原因主要是因为毛诗包含的时事政治信息，“可以从中看出的近几年来毛的态度中某些更为引人注目的见解”[4]（P215）。分析这些诗歌时，施拉姆的视角主要是政治、军事的，如《登庐山》被其视为是毛对苏联撕毁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协议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