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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演进述论 　　摘 要：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可以划分为十个阶段，这十个阶段完整勾勒出了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和演进逻辑。系统回顾梳理党内民主建设历程，对进一步明确当前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和方向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历史进路；演进逻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1-0044-04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对新形势下发展党内民主做出了整体部署。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系统回顾、梳理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和演进逻辑，对进一步明确当前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和方向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阶段：党内民主的孕育与萌芽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民主的探索与认识集中体现在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运用上。1921年在党的成立大会上，党的发起人之一陈独秀在给大会的信中明确强调“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大会明确指出“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并强调“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1]可以说，虽然一大没有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思想已蕴含其中。二大到四大对民主集中制的继续探索进一步丰富了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的党章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并首次规定设立党内专门的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虽然经过早期的探索认识到民主集中制对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一阶段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从民主集中制的整体来把握，没有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得这一时期民主集中制主要是集中制占主导地位，“家长制”作风盛行。“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之一和党成立后第一位主持党的中央工作的领导者，陈独秀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实行的就是家长制的领导作风，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人。”[2]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对“家长制”的反思，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民主的探索由此步入到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阶段：党内民主在反思中缓步前行 　　随着对大革命失败反思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家长制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就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党内的家长制……过去党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到不可”。[3] 这也成为当时共产党人的共识，表明党从家长制的危害中认识到了民主的重要性。然而在现实中应该如何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成为又一个问题，结果使这种反思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用极端民主制否定家长制，甚至有同志明确提出了“党内极端平等，绝对自由”的口号。[4]1928年党的六大上严厉批评了极端民主主义的错误倾向，并把这种极端民主主义斥责为“小资产阶级的义气之争、极端的自由选举观念以及无原则的批评所导致的相互倾轧和否定共产党铁的纪律”，[5]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贯彻民主集中制要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这些认识是对民主集中制理解的重要进步。 　　由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党先后犯了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力量丧失殆尽，这一阶段党虽然认识到家长制和极端民主主义的危害，但依然缺乏对民主与集中关系的整体把握能力。在战时环境中，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的强力干预和影响之下，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常常走形，要么以变异的家长制形式出现，“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家长制，官僚主义作风有增无减，而且变本加厉，给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危害”；要么沦落为斗争的工具，“王明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来利用，对共产国际指示惟命是从，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非常明显。”[6]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党对民主集中制仍然处在探索阶段。 　　第三阶段：党内民主建设步入正常轨道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探索党内民主的重要转折点。遵义会议充分保障了党员的发言权，特别是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者，营造了良好的民主氛围，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选举确立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制度，成为党内民主健康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长征胜利后党中央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首先明确使用了“党内民主”这一概念，“为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把全党团结得像钢铁一样有力量，党内民主是必要的。”[7]这次会议还就如何实现党内民主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标志着党内民主的探索发展步入正轨。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了党内民主制度化建设的历程。毛泽东在大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中特用一节的篇幅谈“党内民主”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