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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的模糊性角度认知法律拟制 　　摘 要：自夏禹王朝以降，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已有四千余年的历程。如今的法律文本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吸收了域外法中立法的精髓，法律语言也是兼容并包。法律拟制就是其中为了弥补社会需求和法律语言之间的断层的立法尝试，本文从语言学的模糊性角度分析立法语言，并结合专利法中“普通技术人员”一词探究法律拟制在解决语言模糊性方面的效果。 　　关键词：法律语言 模糊性 准确性 普通技术人员 　　一、引言 　　语义学家司徒契士曾指出：“文化越复杂，语言越不可靠，于是就越容易侵犯人民的权利。”[1]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每一个词语都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诠释，而且结果往往相差甚远，这就给法律用语的解释带来诸多不便。同时，语言本身的模糊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威廉姆斯在《语言与法律》中指出：“条文的语言，构成法律或多或少总有不明确之处，语言的核心部分，其意义固甚明确。但越趋边缘则越模糊。语言边缘之处的边缘意义一片朦胧，极易引起争议，而其究竟属该语言外延之内或之外，亦难断定。……此非立法者的疏忽，而系任何语言所难避免。”[2]但是，法律语言的准确性是法律存在的基础，用语的精确是法律语言最本质的特点。如何认识成文法中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如何解读法律拟制在解决语言模糊性方面的效果？这也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二、法律用语的特点 　　法律是国家确认立法部门制定规范的行为规则，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特殊社会规范。与一般的社会规范不同，法律规范是一种概括的、普遍的、严谨的行为规范。立法者以事实为依据，运用客观、正式、严谨的语言进行构建。法律的重要性和前瞻性使得作为工具的法律语言在运用中不可避免地具有明确性原则、模糊原则和弹力性原则。梁启超在清末修律不久的1904年发表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中提出：“法律之文辞有三要件：一曰明，二曰确，三曰弹力性，明、确就法文之用语言之，弹力性就法文所含意义言之。”[3] 　　（一）法律语言的准确性 　　法律语言的明确性原则又称为准确性原则，既梁启超所言语言之明确。“准确”一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严格符合事实、标准或真实情况；或者与实际或预测完全符合”。法律文辞的准确性是指法言法语能够与其所要反映、展现的客观事实一致，这也是法律规则的严格与精确的要求使然。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告诫立法者：“法律条文含义不清，罪文不明，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4]这里孟德斯鸠其实就涉及到法律语言与大众语言之间的关系。法律语言所描述的事实和情形与大众语言所描述的事实和情形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二者的效力性和公信性的不同决定了其语言的特点不同。对于法律语言发展的趋势究竟是通俗化还是专业化的争议，自拿破仑主持法国民法典就已经开始。从我国的现状和法律规则的严格和准确性出发，法律语言浅如白话并不可取，相反我们可以逆而行之，以严格缜密的法律语言去影响大众语言， 如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司法的语言差不多成了普通语言；法学家精神本来产生于学校和法院，但已逐渐走出学校和法院的大墙， 扩展到整个社会， 深入到最低阶层， 使全体人民都沾染上了司法官的部分习性和爱好。”[5] 　　（二）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自公元前21世纪《乌尔纳姆法典》首开成文立法先河起，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便一直存在。英国法学家曼斯斐尔德勋爵曾感叹词语地模糊性导致很多纠纷的产生。由于人类现有语言无法穷尽的描述不断变化的世界，可以说，法律语言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领域，不可避免语言的模糊性这一固有属性。美国法院曾经指出：“语言描述通常是为了满足专利法的要求而事后书写的。将机器转化为文字可导致意想不到，而又难以填补的漏洞。通常发明是新颖的，但是却没有能够刚好与之匹配的文字描述它。字典通常不能跟上发明家的步伐，它也无法跟上。物品不是为了文字而创造的，而语言确实为了描述物品而产生的。”[6]很多专利法的术语的创造也正是这一原则在法律适用中的具体显现。 　　首先，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正好弥补了语言的滞后性的缺陷。例如： 　　（1）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61： If any participant in the proceedings of a trial or by-stander violates the order of the courtroom， the presiding judge shall warn him to desist. If any person fails to obey ， he may forcibly be taken out of the courtroom. 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