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docVIP

中国文学走出去 　　摘 要：汉籍外译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部分。中国典籍外译数量不少，然而受读者欢迎的、至今流传的并不多。本文通过归纳分析五种汉籍英译模式，探讨这些模式的成功之道。译者是成功翻译的决定性因素，译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几乎决定了一本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命运。 　　关键词：翻译模式 译者 创造性 读者 　　一、引言 　　中国的汉籍翻译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历程：外国人（天竺游僧、支谦等）翻译→中外合作（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述）→中国人翻译。汉译外似乎在走类似的路线：外国人（耶稣会士）翻译→中外合作（中国人翻译，外国人修改）→中国人翻译。早在1974年，余光中（2000：81）就呼吁：“汉学英译，英美学者已经贡献不少，该是中国学者自扬汉声的时候了。”1990年12月第一届全国中译英学术研讨会上，有人提出“重视汉译外，此其时矣”（贺崇寅，1991：1～2）。2003年，笔者曾批评国内对中国文学英译“关注不够，缺乏主动”（李平，2003：171）。如今，正如汪榕培所言，中国的典籍英译事业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佳时期（2007）——继《大中华文库》（中英对照）系列丛书陆续出版之后，2004年开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8年开始“国剧海外传播工程”，2009年国家全面推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更大规模、更多投入，在更广领域支持中国图书“走出去”，继续加大对国际出版合作的扶持和资助力度，积极促进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二、汉籍外译模式 　　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Graham）曾经对中国译者的汉英翻译水平很失望。他说，在汉英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潘文国，2004：40）。潘文国反驳道：“中国的译者有译得好的，有译得不好的；西方的译者也有译得好的，有译得不好的；大家应该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竞争。先验地规定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是不可取的。”（潘文国，2004：41）。实际上，纵观几百年来的汉籍外译，我们可根据翻译主体的构成，大致将其分为以下五种模式： 　　翻译模式 译者 编辑 出版社 　　1 霍克斯模式 汉学家/来华传教士 西方编辑 西方出版 　　2 林语堂模式 中英文双语作家 西方编辑 西方出版 　　3 老舍模式 作者与译者合作 西方编辑 西方出版 　　4 杨宪益和戴乃迭模式 中外译者合作 中国编辑 中国出版 　　5 许渊冲模式 中国译者 中国编辑 中国出版 　　这些模式以译者的影响力为主要依据，同时这些译者的翻译生涯基本结束。 　　以上五种模式中，毋庸讳言，第一种模式在西方影响最大、人数最多。因为几百年来，汉学家和来华传教士一直是汉籍外译的主力。翟理斯（Giles）、理雅各（Legge）、韦利（Waley）等人的译作至今仍为国际学术界广为引用和参考。在中国，目前以霍克斯（David Hawkes）的影响最大。但是，辜鸿铭对这些汉学家的译作并不满意，认为他们的“文学训练还很不足，完全缺乏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力”，不但误解了中国文化，而且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辜鸿铭，1996：345）。为了消除这些偏见，辜鸿铭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从而开启了中国人自己翻译典籍的历史。他先后翻译了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和《大学》。林语堂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遣词用字，皆属上乘”，“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Ku，1977：9）。这些评语虽有溢美成份，但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当时确实难有其二。后来的中国译者或多或少受其影响，立志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林语堂。 　　第二种模式中，林语堂是最出类拔萃的。如《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汉英翻译方面中国出现了几位先驱，如苏曼殊和辜鸿铭，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类翻译才产生了一定影响（Hung Pollard，2004：372～373）。”在林语堂的翻译生涯中，汉译英要远远多于英译汉。据笔者统计，从1930年到1971年，林语堂共编译了14部著作（汉英词典不计），其中7部在美国出版（另7部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版）。论英语水平，林语堂也许不如辜鸿铭；然而，论译著的普及率，林语堂则胜过辜鸿铭。这与他们的目标读者不无关系：辜鸿铭是为“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而译，希望他们读过译作之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辜鸿铭，1996：346～347）；而林语堂是为西方普通读者而译。结果，都达到了各自目的：辜鸿铭的译作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