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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变迁、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摘要：在不同阶段，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改革开放至今，国有企业中依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行政干预等问题。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初始的路径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得到了自我强化，使得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暂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因此，应及时纠正和调整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使国有企业改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关键词：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路径依赖：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2-0071-04 　　一、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变迁过程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我国的国有企业普遍采取国营的集权模式，完全按照国家的行政指令进行生产经营。由于企业的产权全部归国家所有，企业没有独立的自主权。这种照搬苏联模式的传统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也决定了当时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是单一的。这种单一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先后经历了民主管理委员会阶段、一长制阶段、书记挂帅阶段、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阶段以及党的一元化领导阶段。当然，在当时的产权结构下，这种企业治理结构是有其存在的意义的，它能够适应产权体制的需要，而且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便没有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然而，单一的治理结构是无法满足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的，没有完善的治理结构，企业难以充分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无法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也无法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与此同时，权力的过度集中，缺乏权力制衡机制。也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向着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迈进，逐步由传统单一的治理结构向多元化的治理结构转变，由依靠国家行政指令进行生产经营的“车间”向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公司制企业转变。大体来说，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变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放权让利阶段（1978-1984年）。1978年年末，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在这一阶段，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法规政策，目的是通过给予企业一部分新增收益的支配权以及减少企业的上缴利润，以激励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努力工作，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财政收入、企业留成和职工工资。然而，这一阶段政府并没有将国有企业视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因此，即使强调“放权让利”，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和经济利益也难以落实。虽然“放权让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已出现变化。一方面，国家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逐步确立了厂长（经理）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初步落实，厂长（经理）开始作为国有资产的受托人，委托代理关系初见雏形，国有企业职代会开始纷纷建立，约束机制开始引入企业。 　　（2）承包经营责任制（1984-1992年）。1986年12月，政府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从企业治理结构的角度来看，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质上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签订的一项契约。契约中规定将企业部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分配给承包经营者，以此来激励企业经营者努力工作。可见，在激励企业经营者方面，承包经营责任制阶段与“放权让利”阶段相比有了一定的进步。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从法律角度首次确定了国有企业的法人地位和所有权及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经营原则，从而使国有企业获得了部分产权，国有企业开始由依靠政府行政指令进行生产的“车间”向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转变。在承包经营责任制下，政府对企业经营者给予了一定的激励。但却缺乏对经营者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导致了经营者利用权力寻租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经营负赢不负亏，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者与政府间的契约大多为短期，即在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经营者与政府之间属于一次性博弈，在一次性博弈中，任何长期激励和隐形激励都不能发挥作用，经营者最关心的是短期绩效，他们希望能够在契约执行时间内获得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企业的长期发展。 　　（3）现代企业治理结构（1993年至今）。在经历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阶段后，从1993年开始，我国将逐渐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