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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转向与身体美学 　　[摘要]实践转向对身体美学的影响不可忽视，因为实践与身体不可分开，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同样不可能与身体及其审美化分割开来。实践转向将使身体美学密切关注人的自身生产，由人的自身生产的数量方面转向其质量方面，由一般的优生优育转向审美的优生优育。身体美学的实践分析将由物质存在转向其符号存在和精神存在，不仅关注身体的外在的审美实践，同时注意身体的符号和精神的审美实践。身体美学的实践分析还将由身体规训的实践分析转向身体自由的实践分析，不仅关注人类身体的社会化实践，而且关注人类身体的审美化实践，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塑造物质身体、符号身体、精神身体相统一的完整的人类身体整体。 　　[关键词]实践转向；身体美学；人的自身生产；身体自由；身体整体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3-0032-04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不仅宣告哲学和美学由“解释世界”转向了“改变世界”[1]49，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关注人与自然环境、人与自身的关系。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48实质上，马克思在这里也指明了实践转向与人的自我身体的密切关系，蕴含着身体美学的实践基础。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把人的自身生产视为物质生产的一个方面，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这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与身体美学产生的契机。20世纪90年代西方当代理论中进一步出现了“后现代实践转向”。所谓实践转向就是一种“实践进路”，而“实践进路宣扬一种独特的社会本体论：社会是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一个具身化的、与物质交织在一起的实践领域。”[2]4实践转向关注的焦点在于“转向实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由实践理论转向实践分析。这种“实践分析”的趋向，就是“少关注理论的范畴，多关注对特殊实践现象的分析”[2]中文版序言1-3。这种“实践转向”对于当代身体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指导意义。 　　一、身体美学与身体自由 　　诚如历史事实所呈现的那样，在私有制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要想方设法控制被统治者和某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反抗者，而身体的控制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而身体的规训就成为了统治阶级密切注意的一个焦点。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统治阶级设立了学校、工场、军营、医院、修道院、精神病院、监狱、礼法、刑法、刑具、刑场等等来规范和培训合乎统治者要求的人及其身体。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指出18世纪社会对身体规训的新颖之处：“当然，人体成为如此专横干预的对象，并非史无前例。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但是，在这些技术中有若干新的因素。首先是控制的范围。它们不是把人体当做似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对它施加微妙的强制，从机制上—运动、姿势、态度、速度—来掌握它。这是一种支配活动人体的微分权力（infinitesimal Power）。其次是控制的对象。这种对象不是或不再是行为的能指因素或人体语言，而是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被强制的不是符号，而是各种力量。唯一真正重要的仪式是操练。最后是控制的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它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这些方法可以称作为‘纪律’。许多规训方法早已存在于世，如在修道院、军队、工场等。但是，在17和18世纪，纪律变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它们与奴隶制不同，因为它们不是基于对人身的占有关系上。纪律的高雅性在于，它无需这种昂贵而粗暴的关系就能获得很大的实际效果。它们也不同于‘服役’。后者是以主人的个人意志‘为所欲为’这种形式确立的，是一种全面持久、不可分解的、无限制的支配关系。它们也不同于附庸关系。后者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但又保持一定距离的依附关系，更多地涉及劳动产品和效忠仪式标志，而较少地涉及人体的运作。此外，它们也不同于禁欲主义以及修行式‘戒律’。后者的目的在于弃绝功利，而不是增加功利。虽然后者也包括对他人的服从，但是其主要宗旨是增强每个人对自身肉体的控制。纪律的历史环境是，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当时正在形成一种强制人体的政策，一种对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