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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治村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摘 要：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新现象，并具有普遍发展之势。它的兴起是农村阶层分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形塑的结果。富人治村实现了经济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转变及其权威的合法性建构，在此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出现了村民入党动机不纯、党员群体向富人化转变、党员意识弱化和民主集中制形式化等问题。因此，应客观看待富人治村对农村党建产生的不良后果，反思当前的“双强”、“双带”话语，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党组织的功能进行恰切的定位。 　　关键词：富人治村；农村；基层党建；影响；功能定位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1-0041-04 　　一、问题的提出 　　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中的一种新现象。浙江永康市的一项统计表明，2002 年换届选举中，新当选的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约占60%；而2004 年底至2005 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选出村党支部书记653 人，村委会主任706 人，其中私营企业主分别为220 人、524 人，分别占据了34%和74%。由此可见，在浙江永康市，富人治村不仅比例极大，而且比例越来越大。这表明，在永康市，“富人村支书”和“富人村委主任”这种富人治村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而根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全国多省所做的调查来看，富人治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富人治村又称“能人治村”，近几年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综合已有的成果来看，研究主要是从四方面展开：一是秉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阶层分化的视角，认为农村经济精英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参与民主政治的意愿，富人参政有利于推进乡村基层社会的民主化进程；[1]二是坚持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村庄社区研究视角，倾向于认为富人利用各种关系资源，借助构建稳固的权力结构化网络，确立起了乡村权威的地位，形成了与普通村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排斥现象；[2]三是倡导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认为富人治村是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党和政府推进“双强”、“双带”工程建设的必然结果，对基层治理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3]四是从乡村关系的视角，认为通过资源互补，乡镇政权和富人阶层之间形成了互惠同盟的关系，这种双赢关系使富人治村现象呈现出明显发展态势，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4]以上研究为我们理解富人治村现象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都未注意到或揭示出富人治村与农村基层党建之间的内在关联。很明显，富人治村给基层政治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而农村党组织又处于基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必然会对基层党建产生影响，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影响，是当前基层党建研究不能回避的一个课题。因此，从基层党建的角度研究富人治村也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进路。 　　近两年，我们在中部和浙江沿海等多个地区进行驻村调研，时间累积达200多天，在调研过程中，关注并多次讨论了富人治村的话题。本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材料主要得益于这两年的集体调查。以此为基础，本研究主要探讨富人治村现象兴起的内在机制、主要特征，以及在富人治村背景下，对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进行恰切的定位。 　　二、富人治村兴起的机制及其特征 　　1.富人治村兴起的机制。任何一种政治社会现象的兴起，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富人治村也不例外，它的兴起不仅是乡村经济社会分化的客观现象，还是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的结果。 　　首先，农村经济分层的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农民因为职业和机遇的不同，在家庭收入上呈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第二、第三产业较为发达，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较早，一些农户通过做生意、开厂等脱离农业，变成了商人与企业主，率先成为村庄富人。而农村中能够抓住市场机遇的毕竟是少数，多数农民还是依靠务农和务工维持家庭经济，如此，村庄内部就产生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现象。如我们在浙江宁波某村的调查：村庄内部大约10%的家庭通过租地种植花木、办厂、开公司等方式，年收入一般都在20万元以上，少数几户在100万以上，而90%的普通农户务农务工年收入在几万元间。而村书记属于村中最富裕的人，年收入在500万以上，这是典型的“富人治村”。农民的经济分化和先富精英的出现是“富人治村”现象兴起的经济基础。 　　其次，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税改之前，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是收取税费和计划生育，这两项任务都与老百姓密切相关。要完成这两项任务，村干部就必须经常与千家万户的农民打交道，这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每一项工作都可能会得罪老百姓，造成干群之间的对立，对于身为商人或企业家的富人群体来说，是很难吸引他们担任村干部的。然而随着税费的取消以及计划生育工作向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