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件战国燕式铜豆器表装饰工艺的再探讨.docVIP

对一件战国燕式铜豆器表装饰工艺的再探讨 　　【摘 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战国镶嵌蟠螭纹铜豆，相关著录认为该豆器表的镶嵌装饰物为松石，并定其名为“嵌松石蟠螭纹豆”。本文以存世的燕式青铜器与此铜豆进行形制、纹饰与装饰技法的比对，并通过对镶嵌物性状及锈蚀状况的分析，对故宫藏铜豆器表镶嵌物为松石这一结论提出否定意见，认为该豆的器表装饰工艺应为红铜嵌错。 　　【关键词】战国时期；燕式青铜器；铜豆；镶嵌；红铜嵌错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战国铜豆，高柄，有盖，双环耳，器盖及器身表面有镶嵌纹饰（图一），现展藏于故宫青铜器馆。在故宫博物院所编《故宫青铜器》一书中，对这件铜豆的名称及纹饰、器形、装饰工艺等相关情况做如下具体描述：“嵌松石蟠螭纹豆，战国前期，通高39厘米，宽24厘米，重3.05千克。器束颈，两侧有环耳，长校。盖顶有捉手，可以却置。盖器饰嵌松石蟠螭纹；足上饰嵌松石垂叶纹；捉手饰菱纹，嵌饰颇为华美。1974年顺义县东海洪大队出土。”[1]《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三）》也收录了这件器物，定其名为“嵌绿松石蟠龙纹豆 战国 燕式青铜器 铜豆 镶嵌 红铜嵌错”[2]。 　　从考古发现来看，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铜豆外形相似或接近的器物还见于以下墓葬：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18号、28号战国墓出土的两件铜豆[3]，1964―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31号墓出土的云纹铜豆[4]，1982年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战国墓出土的蟠虺纹铜豆[5]，1980年河北新乐县中同村战国墓出土的蟠螭纹铜豆[6]，1984年河北灵寿县西岔头村战国墓出土的云雷纹铜豆[7]，1978年河北三河县双村战国墓（M1）出土的三角涡纹铜豆[8]，1970年河北唐县北城子1号墓出土的陶纹铜豆和2号墓出土的蟠虺纹带盖铜豆[9]等。其中，河北新乐县中同村战国墓出土的铜豆，在器盖与器身分别饰蟠螭纹与三角垂叶纹一周，（圈足与捉手处有无纹饰，因发掘报告未予描述，尚不确知。）与故宫藏铜豆相同部位的纹饰几乎完全一样。上述铜豆及故宫收藏的蟠螭纹豆，除各自细部纹饰稍有差异外，外形基本一致，当属同一类型。这类铜豆均有较长的柄，柄两端较粗，呈束腰状，器身与器盖合成椭圆形，捉手为圈足状，器身两侧有对称的双环耳――这些外形特点，为一类典型的燕式铜豆所独具，当属标准的燕器无疑[10]。故宫藏铜豆的出土地点在北京顺义，这里在东周时期为燕国辖境，如此更印证了该器国别属燕的确定性。 　　在故宫藏铜豆的器盖及器身表面的纹饰部位采用了镶嵌工艺，即在构成纹饰线条的凹槽内填入镶嵌物，使器物看起来更为华丽精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镶嵌装饰工艺出现于二里头时代，商末时兴盛，西周时期衰落不见，春秋战国时重又复兴，并一直延续至西汉。从出土或传世青铜器的实物来看，在青铜器镶嵌装饰工艺应用的早期阶段，即二里头时期至商代晚期，镶嵌工艺主要应用于双合范制作的简单器物，如青铜牌饰及戈、钺等兵器上，在容器类礼器上施用镶嵌工艺的情况较为罕见，且用来充当镶嵌物的材质种类比较单一，绿松石是当时最主要的填嵌材料，以其它材质如金、银或红铜等入嵌的情况绝少见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情况大为改变，在器物表面以镶嵌、嵌错工艺为饰的青铜器大量出现，装饰华美、技艺高超的表面镶嵌工艺，成为此阶段青铜艺术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时期，镶嵌工艺的应用范围已扩大至青铜容器、日常用器等多种器类。此外，镶嵌物材质的种类亦极为丰富，除了传统的绿松石外，以金、银及红铜等镶嵌的情况更为流行，甚至有以玉石、琉璃、宝贝等入嵌的情况，可谓异彩纷呈。 　　以肉眼观察故宫收藏的这件铜豆，可见纹饰部位与器物光素表面的呈色不一，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色差：纹饰部分镶嵌物的颜色为白色偏蓝，或称淡蓝、松石蓝，无光泽；而纹饰之外青铜器基体的颜色呈铅灰色，有金属光泽，这是在古代青铜器上经常能够见到的所谓“地子”之一种，即俗称的“水银沁”或“水银古”。由于这件铜豆器表镶嵌物的颜色与某类天青色的绿松石接近，质地又似石质，可能因此被误认为是松石。对此，笔者认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镶嵌物的材质究竟为何物，笔者浅见以为并非松石，而是红铜。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此件蟠螭纹铜豆纹饰部位的镶嵌物，不具备所见古代嵌松石青铜器表面镶嵌材质应当呈现的性状特征，可排除其为松石的可能。 　　松石是最早为人类认识并用于装饰的玉石材质之一。中国古代自二里头时期至春秋战国，延及秦汉，以松石镶嵌青铜器的工艺技法一直传承不衰。尤其是东周以后，施以松石镶嵌工艺的青铜器的器物种类繁多、范围颇广，如容器之簋、豆、盘、壶，兵器之斧、钺、剑、戟，日用器之铜镜、带钩，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从古代嵌松石青铜器的实物看，松石的镶嵌方式大体上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以单块绿松石为单位，各自单独镶嵌，每块松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