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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众有序司法参与的困境、现实基础及其制度建构 　　[摘 要]当前司法民主化改革的取向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为公众司法参与提供了制度空间和技术平台。当前，我国公众有序参与司法运作过程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已经影响到司法运作的有效作出。应当对司法运作过程中的主体良性互动关系进行系统性的逻辑建构。逻辑建构应当包括司法运作信息的透明机制、司法运作过程的监督机制及司法运作结果形成的反馈机制。 　　[关键词]公众参与；现实基础；逻辑建构 　　公众有序司法参与是指公众在参与司法运作过程中，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表达对司法个案的处置意见或意向。亨廷顿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政治公式：“社会参与的程度越高，参与的意愿越高，而参与的制度化程度越低，则政治越不稳定。”[1]司法民主化的改革进程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公众有序司法参与提供了有效的制度空间，这只是实现公众有序司法参与的基本前提，如果要真正形成制度保障的公众有序司法参与，则需要在司法机关与公众之间通过系统性的逻辑建构，以此生成良性互动的司法运作关系。 　　一、我国公众有序司法参与面临的困境 　　伴随着司法民主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如何保证公众参与行为的有序性越来越成为影响司法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在公众参与司法运作过程中，价值诉求的复杂性、参与行为的不可控性、参与意见缺乏可分流性等特性使社会公众的司法参与面临诸多困境。 　　（一）价值诉求的复杂性 　　社会公众是司法民主化进程的参与者，不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民主制度环境下，还是在中国向司法民主化转型的进程中，公众参与司法运作过程的重要性都日益得到了肯定与重视，并被认定为是确保司法裁判符合民意及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的根本途径。但是，公众司法参与的价值诉求往往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有基于法律如何正确适用的价值诉求，也有基于证据有效认定的价值诉求，更有基于实体结果公正的价值诉求。在网络媒体言论不断开放和新媒体技术的支撑下，社会公众复杂的司法价值诉求和舆论导向使司法裁判面临难以抉择的困境。简言之，公众司法参与所具有的复杂价值诉求，使司法裁判难以有效兼顾社会民众的公正需求。 　　（二）参与行为的不可控性 　　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的网民数量已经突破5.38亿，这些网民素质参差不齐，掌握的法律知识也多少不一，难免使参与讨论的意见或意向鱼龙混杂。社会公众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关注司法个案的审理，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或储备的法律常识来评论法院的审理过程和结果，已经越来越普遍。网络公众司法参与行为的不可控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因为网络技术的问题，法院无法控制那些以激进的方式表达处置意见的网民进入讨论的场域。二是一些意见领袖，利用其在网络中的号召力，使众多网民成为自己的粉丝，使法院无法有效分辨所谓的“主流民意”，难以控制意见领袖对网络言论的操纵。 　　（三）参与意见缺乏可分流性 　　网民对司法个案处置所表达的意见或意向，有些具有建设性，但有些却是为了发泄对司法不公的不满；有些是合法但不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面对上述复杂的司法参与意见，法院往往难以作出有效的分流。那些不具有合法性，但具有合理性的参与意见，往往又能成为所谓的“主流民意”，对司法的裁判结果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司法裁判虽然要切合社会公众对公正的普遍需求，也就是说要考虑社会效果，但正确认定事实和准确适用法律，则是对司法裁判的基本要求。在司法参与过程中，之所以难以对参与意见进行有效分流，更在于公众参与聚合的场域缺乏规则的约束，每个参与讨论的社会主体都是自由的，他（或她）对自己发表的意见或意向负责，使纷繁复杂的参与意见难以为司法机关所甄别。 　　二、我国公众有序司法参与的现实基础 　　在我国，社会公众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司法运作所形成的处置意见或意向，影响到司法裁判结果的形成，这种现象在“邓玉娇案”的审理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围绕邓玉娇的刺官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法学家的意见与普通公众的意见存在分歧，公众基于朴素的道德评价体现对邓玉娇这一弱女子的广泛同情，使司法机关在邓玉娇案的审理过程中作出了审慎的裁判结果。然而，公正的司法裁判是建立在充分吸收公众理性处置意见或意向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形成的，而公众理性的处置意见或意向需要公众有序的司法参与行为，才能使主流的民意有效进入司法运作过程中，成为司法裁判考虑的社会因素。公众有序司法参与的制度空间和技术平台有赖于司法民主化改革这一制度安排及网络技术的普及。 　　（一）司法民主化改革的取向为公众有序司法参与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安排 　　社会公众能否有效参与司法运作，取决于司法民主化的制度安排。因为司法民主化的制度安排就是为公众的司法参与提供一个有效的渠道和空间。在司法个案的处置过程中，通过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并允许公众对司法个案的处置发表自己的意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