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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困境及其化解 　　摘 要：农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其作用发挥关乎农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当前农村文化建设还存在农民主体力量弱化、农民主体地位架空、农民主体能动性的遮蔽化等主体性困境。基于对问题根源的分析，文章指出，通过宣传和教育激发农民文化建设的应有自觉，构建保护和发展农民主体性的文化建设平台，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农村文化建设绩效考核体系，当是化解这种困境的可行对策。 　　关键词：农村文化建设；农民；主体性；困境；化解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089-03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以其特殊性和重要性格外引人关注。而学术界在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讨论中，对农民主体性问题却提及很少。农民主体本身的存在、特性和本性是怎样的，它在实践和认识等活动的结构、过程和结果中占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阻滞农民主体性发挥的因素有哪些，以及如何系统而有效地化解，都是我们在推进农村文化建设中必须认真思考和解答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困境 　　1.农民主体力量的弱化。在主客体关系的运动中，人的实存性即主体本身的存在，是人之主体性生成和展开的前提条件。一般而言，主体的构成基数大、年富力强、综合素质高，主体力量就相应越强，其对象性活动的效果就越显著，因为主体总是按自己的内在尺度（能力、方式、需要）去理解客体、改造客体的。而当前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主体性困境，首先表现为农村居住地的农民人数减少和农民素质相对偏低。农民人数的绝对减少表现在农民身份直接质变为市民，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1]农民人数的相对减少表现在其农业户籍虽不变，但长年或一年之中长时间工作和生活在城镇，有的则定居城镇而成为“半城市化人口”。2012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2]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在有家庭成员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家庭中，全家均迁移到城镇居住的占39.8%。这种农民转移和流动形成的农村虚化（“空心化”）不仅使得农村的有生力量减少，还导致了农村留守者的素质弱化。因为，能够离开农村的基本上都是青壮年且文化知识比较高的农民，即使是农村劳动力人口增量中的素质较高者一般也不愿留守农村，这样在农村便形成了一个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相对弱势的留守群体。 　　2.农民主体地位的架空。人作为从事对象性活动的主体，其地位和作用突出表现为人是自己活动的主体，体现在人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意味着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对自己负责。农村文化建设中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也就是指农民对文化需求和文化活动所具有的支配和控制的权利和能力。农民的主体地位，决定着农村文化建设就是为农民服务。农民是否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不仅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更关系到农村文化建设的成效。但目前，在我国农村很多地方却出现农民主体地位被忽略，甚至被架空。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主体地位的客体化。一些农村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在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时，一定程度上并没有把农民真正看作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不是十分注意尊重农民的意愿、利益和创造精神，而是把农民更多地看成农村文化建设工作的对象，视为基层组织和干部必须完成的文化建设任务、指标的客体，把服务的主体看成被改造的客体。在行政性和政治性色彩浓郁的文化建设裹挟中，在管理者越俎代庖的强力推动中，农村文化的繁荣和热闹也多是昙花一现。如果在农村文化的建设和创造上，农民成为了旁观的局外人、简单的劳动者，这种身份不仅谈不上对农民主体地位的尊重，而且还会造成农民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冷漠。从长远来看，势必会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持续进行和农村社会和谐发展造成很大损害。二是满足农民主体需求的错位化。客体的某种属性能否具有价值要以人的需求为基准，而且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的价值意义也是有差异的，文化也是如此。我国农村文化长期以来滞后于城市，而在城市向农村送文化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贴近农民的实际需求，导致了错位。当前文化产品的提供者、制造者、传播者把眼光主要放在反映都市生活上，不熟悉农村、不了解农民，以为想当然的情况就是农村的客观实际，以为自己的喜好就是农民的真实需求。这种缺乏“地气”的文化一旦原封不动地搬送到农村，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如，多年来的“文化下乡”工作确实活跃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文化温饱”。 　　3.农民主体能动性的遮蔽化。主体的能动性涵盖思维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