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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均衡工业化格局下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摘要：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了突出位置，认为它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并将其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然而，在我国，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人口分布、资源配置不均衡，各地工业化城市化程度、产业特色、环境承载力不均衡，国土空间的复杂性和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方法、进程、模式必须有所不同。 　　关键词：生态文明；区域生态；非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2-0015-05 　　一、非均衡发展与区域生态嬗变的契合和互动 　　非均衡发展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西方非均衡发展理论，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弗朗索瓦·佩鲁（1950）的增长极理论、冈纳·缪达尔（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赫希曼（1958）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威廉姆森（1965）的区域经济倒“U”型理论、弗农和汤普森（1966）等的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以及劳尔·普雷维什（1949）的中心-外围理论等。非均衡发展理论从宏观上描绘出了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发展方向、发展结果的线路图，尽管它们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获得的实践效果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现实的影响力不同，但有几点认知是相同的：第一，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现象；第二，发达的中心区的形成得益于区位因素，更重要的是历史文化的积累，中心区通过创新输出、产业转移等对周边产生扩散效应，同时通过聚集人才、资源要素加快了自身的发展；第三，当采用微观的制度调节无法解决由于生产扩大、经济发展引发的区域矛盾时，可以通过选择性地保留或迁徙特定的产业来缓解矛盾；第四，在经济发展中虽包含环境要素，但这种环境只是与产品、利润相关的资源，只是与产业的集群、交通运输相关的地理区位，只是产业梯度转移时工厂位置的搬迁。由于当时全球环境问题不像今天这么突出，所以在20世纪50-60年代逐步完善起来的非均衡发展理论没有过多地涉及生态环境、生态整体以及生态与经济、生态与社会制度等关系。 　　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却试图从微观角度用政策调节的方式解决刚出现的环境问题，这方面影响较大的理论有：第一，“庇古税”。1920年，在《福利经济学》中，庇古研究了国民所得的数量和资源在不同用途间的分配，认为只要降低移动成本，资源就可以通过移动获得更大效益。税收可以用来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促使财富分配趋于均平，还可以用以弥补排污者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通过征税提高污染产品成本，可以降低私人净收益预期，从而减少产量，减少污染。第二，“科斯定理”。1960年，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通过工厂烟尘对邻近财产所有者的影响、养牛者对农夫的损害、糖果厂的噪音对医生的干扰等实例，分析了对损害负有或不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指出了庇古理论在方法上存在的基本缺陷，考察了此类行为的市场交易成本，认识到“行使一种权利（使用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正是该权利的行使使别人蒙受的损失”。科斯试图通过明晰产权，设置适当的交易费用，使得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无论是庇古还是科斯都意识到了，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合理的制度安排能调整企业行为，从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 　　把经济活动与生态变化密切结合起来的是劳伦斯·萨默斯的“污染转移理论”。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于1992年2月8日在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让他们吃下污染》一文。该文认为，欠发达国家相比之下处于“欠污染”状态，还有很大的环境容量，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第三世界。这样，一方面能减少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和降低居民的健康成本，另一方面能增加不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加快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里，萨默斯明确把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转移联系了起来。近1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热议“污染天堂”假说（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会从环保政策严厉的国家流向环保政策相对宽松的国家），在挪威、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对113个国家57个经济部门的碳排放实证分析中证实了它的存在。研究表明，“从1995年到2005年间，经合组织成员国净进口的二氧化碳增长了80%，发达国家在稳定或降低本国碳排放的同时，利用国际贸易将排放压力转嫁到了国外”。“1990年到2008年间，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碳排放稳定了下来，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翻了一倍。”事实证明，萨默斯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发达国家的认可，并且付诸了行动。 　　二、工业化困境和区域生态环境的退化与保护 　　“一五”期间，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集中力量进行了以自主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