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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传统与南社诗歌 　　摘要：南社人跟抒情传统的关系至为密切。抒情不只是落实在诸如“南社情僧”苏曼殊身上的浪漫行为，而是牵涉到历史与记忆，主体与世界，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复杂纠葛，表征着南社群体普遍的承担和创伤。重新启动“抒情”的公共性，构成了南社人对待诗歌整体想象的基本起点。南社人诗歌观，体现出经典意义上的抒情传统的延续和回归。他们以表征与介入“世变”作为“诗歌之道”，倾向于欣赏贯穿私人与公共空间的诗歌，反对耽溺于风花雪月的私人生活。 　　关键词：抒情传统；南社；诗歌；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155-06 　　一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figek，1906-1980）教授在发表于1957年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中，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类变迁有过这样一个论断。他认为发生了从抒情（诗歌）过渡到史诗（小说）的过程，传统抒情诗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萌发，成为推动文学在近代的转变的重要因素。他同时指出帝制晚期的文学中因为主观与心理因素的渗入，形成了浓郁的抒情精神（lyricism）。 　　普实克的观察是相当敏锐和有启发性的。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他在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断裂处看到了隐藏的历史联系，从而提示出一种现代性的认识装置的存在：“现代文学”的规范化是建立在对此前文学的多样性的一种压抑的基础之上的。更重要的是，他在习见的政治与文学的二元关系之外，增加了一个第三项即“情感”，由此原来的二维空间变成了三维的空间。意识到政治与情感，情感与文学的密切互动，才有可能超越对“政治”和“文学”的本质主义想象，形成更开放和机动性的理解。 　　以主体情性的抒发作为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新方向，近年来的代表人物则是王德威教授。他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里讨论现代中国的“抒情主义”，把“抒情”作为“革命”和“启蒙”之外的另一种建构可能。他指出： 　　事实上，“抒情”原本就是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主题，从思想到感官――或套句左翼的修辞，从唯心到唯物――都有深远渊源。尤其在世变时分，“情”更在文本内外激发出最丰富的表现，壮怀激烈者有之，缠绵悱恻者有之，更不乏或冷酷或颓废的变调。因为“有情”（沈从文语），现代中国文学主体性因此卓然而立，变得可感或可憎，也才使启蒙与革命的行动变得更加扣人心弦。这哪里是简单的浪漫主义加佛洛伊德可以解释？ 　　王德威虽然着意于探讨“抒情的现代性”，但他显然也充分意识到抒情与启蒙和革命本身并不能截然分开。换言之，“革命”的抒情或者“抒情”的革命，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实实在在地存在过。所以，他在论述中国现代的抒情主义时，专门设一讲，讨论“从瞿秋白到陈映真”的“红色抒情”。 　　无论是把抒情作为一种文类（即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还是把抒情作为内在自我的形成和表述的方式，或是生存情境的编码化，南社人跟抒情传统的关系至为密切。抒情不只是落实在诸如“南社情僧”苏曼殊身上的浪漫行为，而是牵涉到历史与记忆，主体与世界，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复杂纠葛，表征着南社群体普遍的承担和创伤。在南社人的作品中，体现出经典意义上的抒情传统的延续和回归。在很大程度上，南社可以说是一个情感共同体，甚至是是一个偏于抒感伤之情的共同体。 　　二 　　南社人的文学创作最主要的部分是古典诗歌。这当然不是说南社社员并不涉猎小说，事实上，陈蝶仙、包天笑、苏曼殊、徐枕亚、周瘦鹃、叶楚伧、王钝根、刘铁冷、王蕴章、姚鸩雏、许指严、程善之、姚民哀、赵苕狂、戚饭牛、郑逸梅等社员都是小说名家，在通俗小说创作与翻译中做出过很多贡献，几乎占了当时小说界的半壁江山。但社刊《南社丛刻》上自始至终并无发表小说，而是维持诗、词、文三分天下。在1917年出过一个《南社小说选》的小说合集，但影响不大，而以“南社”名义出现的小说选集也只有这一次。所以，作为社员个人，小说也许构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部分，但作为社群，南社人显然继承了以诗歌作为文人安顿自我以及进行文化互动的主要方式的古典传统。诗歌对于南社人而言，提供了接通一整套思想、行动和话语的传统的一种可能。1920年代在新南社成立后，柳亚子在给曹聚仁的一封回信里坦然承认：“先生说南社的缺点是诗的，而不是散文的，南社的文学运动自始至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这话是对极了。”这种说法虽然有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类的标签套在南社文学上的嫌疑，但强调南社文学的性质是属于“诗”的，却把握住了要害。南社跟“诗”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是说，诗是南社人创作的主要文学形式，更重要的是，诗成为了南社主导的精神质量和文学文化的一种代表。这种文学文化，说得更清楚，就是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把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为了自己的出发点和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