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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治校与大学去行政化 　　摘 要：“大学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这是近年来教育界热议的话题。从高等教育行政化趋向的现实状况出发，对“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做了深刻诠释，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的教授治校模式进行了探讨，试图构建教育学术民主、回归学术本位、完善法律和制度、营造民主环境的高校教授治校的新模式。 　　关键词：教授治校；去行政化；教授治校模式 　　中图分类号：G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238-0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将这一命题从理论推向了实践。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教授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指出：“一流大学应是‘教授治校’。……中国高校最大的受制因素是行政化趋势，或者是上级的行政干预，学校管理体制的行政化趋势，以至于学校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不能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而是以行政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办。”概而言之，破解今天大学行政化的困局，真正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推行“教授治校”是有效的解决途径之一。笔者试图对大学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做法进行探讨。 　　一、高等教育行政化趋向的现实状况 　　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问题，行政化趋向是最为主要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学术行政化，高校衙门化 　　高校内部，行政凌驾于学术、教学之上，“官本位”盛行于校园，“学者争相入仕”，这些无不直接关系到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官场，不仅有官场的结构，还有官场的文化，官场的行事方式。高校成为官场，讲的自然就是官场的游戏规则，其中，“对上不对下”就是明显的“官场文化”――高校领导只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高校教职工、大学生以及社会公众无有置喙之处。 　　学术行政化、高校衙门化的结果，就是极易诱发腐败。从天津大学炒股巨亏事件，到陈丹青出走、丘成桐罢招，再到湖北高校的腐败窝案串案，都是“高校衙门化”恶果的生动例证。可是，单靠行政力量进行高校日常监管，肯定力有不逮。监督得了的无权监督，有权监督的又监督不了，腐败怎能不在校园滋生？大学荣誉怎能不被“政绩化”为豪华的电梯、天价的大门？ 　　大学“政校不分”，各级管理人员都是层层任命的官员――很难想象这种官僚化体制能够管理好一个以追求真理、探究知识为唯一要务的学术场所，并且使这个地方走出大师级的人才，研究出世界级的成就。能够有效防止官僚化滋生的，能够有力遏制教育腐败的，当数我们曾经有过的、很多国外高校一直奉行的去行政化的教授治校传统。 　　（二）行政干预多元化，教育管理日趋僵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一成不变，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大学教育、科研过多地插手，并通过“评优”、“评级”、“评估”的考评手段僵化地对高等院校进行所谓“指导”，使高校穷于应付，努力达到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指标”，难以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 　　尤其在大学本科教学工作中，由于严格、规范、无微不至的教学行政干预和监控，老师的课堂教学基本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必须严格地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来走程序，这样，广大教师在本科教学上的热情、积极性和成就感受到极大挫伤。对此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仅不认真反思――究竟是为什么大多数教师都不太情愿给本科生上课？是他们都喜欢偷懒、觉悟低、没有职业道德？还是你让他们找不到大学老师本应有的职业成就感觉？――反而更进一步利用行政手段下文规定教授每学年必须给本科生上够多少多少课，否则他们就会用手中的行政权力，随时取消你当教授的资格。在强力的行政干预之下，教师无可奈何，只好得过且过，“哄”着我们可怜的大学生们按照既定“中学生”的教育模式走下去。为了“迎评”，各高校不遗余力甚至不择手段地“补全”了各种教学文件材料，“规范”了各种形式化甚至有违教学规律的教学程序。这不仅在评估前“忙坏”了广大师生们，而且在评估后“连累”到日后本该“正常化”的教学秩序。例如，老师在日常教学中为学生批改作业，本来是每个老师分内必负的职业责任和义务，完成作业也是每个学生学习的本分，现在却都要搜集起来作为行政部门评估检查的“证明材料”，时时刻刻“准备”上级行政首长检阅。一个大学老师，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不能取得行政主管部门的起码信任，这给我们身处此情此景、耳濡目染的“大学生”们传递的是一种什么信号？他们走上社会，在没有行政长官的外在监督下，还能有起码的职业操守意识吗？ 　　高校的行政化，是我国高校管理中沉积多年的痼疾，教育界有识之士对此多有抨击。大学，不仅承载了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任务，也是培养杰出的大师的摇篮，更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