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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摘要：敦煌写本集中于9、10世纪，处于中国抄本（写本）时代的鼎盛期。探讨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重在写本形态。敦煌诗歌写本以集抄类型的诗集为主，其传播特征体现为：手抄复制；诗集名称、作者、编者信息缺失严重；无明确的编集思想；抄写体制随意；异文现象突出。之所以形成这些特征，首先在于抄本时代以自抄自用为目的的读者传写模式；其次，由于抄本传播中“定本”观念的差异；第三要考虑到敦煌的地理位置与敦煌文献的特殊性。 　　关键词：敦煌；写本；诗歌；读者传写；传播；编辑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3―0111―06 　　自公元105年蔡伦发明“蔡侯纸”后，中国人写字行文就开始使用这种方便易得的新材料，形成的文本称为抄本或写本。新媒介带来了新的传播方式，抄本时代的文本传播遂大不同于此前的简牍时代，也不同于之后的雕版印刷时代（刻本时代）。在这方面，传世文献有诸多记载，更可庆幸的是，我们还有丰富的抄本实物可供参照――敦煌文献。5万余件敦煌写本，主要集中于9、10世纪，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抄本（写本）的鼎盛期。如果要探讨抄本时代文本的编辑、复制、流传等传播问题，敦煌写本无疑是一座宝库。本文即集中探讨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 　　现存的敦煌诗歌写本为四百多个，在敦煌文献中所占比例很小。敦煌学研究中，敦煌诗歌也不算热门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集中于：王国维、潘重规等对《秦妇吟》的考订与研究；王重民、潘重规、孙望、童养年、陈尚君等对《全唐诗》的补编、校订工作；黄永武、徐俊等对敦煌诗歌的整理校辑；胡适、[法]戴密微、张锡厚、潘重规、朱凤玉、项楚等对王梵志诗歌的研究；王重民、潘重规、柴剑虹、陈国灿等对陷蕃诗的研究。总体来看，文字校订和内容解读方面的成果较突出。 　　要考察敦煌写本的传播特征，最好能见到实物。但除少数人外，现有条件很难达到。其次是基于二手资料，即已发表的敦煌写本照片、写本外在形态的研究等。目前，以《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为代表的写本照片资料已接近完善，嘉惠学林良多。但写本外在形态的研究，却相对匮乏。日本、法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有一定帮助，但很零散。大陆学者则基本延续了王重民开始的以校勘、辑佚为主的文献学思路，侧重于为写本确定年代、作者、校勘文句，进一步延伸至内容解读。这些工作当然十分重要，但文献学思路基本来自藏书家的观点，即确定善本。因此，对于写本传播方面的信息，如卷子的大小、装帧、编辑特征、为何而制等，大都是忽略的。 　　最早注意到敦煌诗歌写本传播特点的是徐俊和朱凤玉。徐俊在2000年谈到：“敦煌诗歌写本是典型的写本时代的遗物，……与刻本时代相比，写本时代的文学传播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辗转传抄甚至口耳相传，是写本时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方式，一般读者也总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为单位来接触作家的创作，而不可能像刻本时代的读者那样，可以通过‘别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作品。”朱凤玉在2008年对百年敦煌诗歌的研究进行回顾时，也明确提出“敦煌诗歌的流传是以写本传播，此与一般雕版印刷的传世诗集不同。传世的唐人诗集大抵经过文士编辑、校阅，然后付诸刊印，其形式固定，文本统一。后世翻刻，虽有版本不一的情形，然文字歧异不大。敦煌诗歌以写本形式流传，形态多样，且为读者信手传抄，大抵未经编辑整饬，抄者鲜有编辑意识，因此不存在定本概念”。 　　两位学者均意识到了敦煌诗歌写本具有不同于刻本时代的传播特征，如“信手传抄”、“鲜有编辑意识”、“不存在定本概念”、“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为单位”等，但所述均较笼统，对其原因更未进行过深入分析。本文拟在徐、朱二位学者的基础上，结合王重民、藤枝晃、池田温、潘重规、荣新江等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照敦煌文献的图版照片，系统论述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并重点阐述其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 　　本文所依据的敦煌诗歌写本材料，主要基于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一、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 　　探讨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至少要包含下述问题：唐代敦煌，人们如何获取和复制诗歌文本？这些文本是如何编集的？文字抄写、版式安排有何特征？ 　　传播意味着要有复制。敦煌诗歌写本的复制方式为手抄。这种抄写复制行为，称为“传写”或“传抄”，汉唐史料中常见“传写”一词，此类事例更是俯拾皆是，读者传写是汉唐时期文本传播的主要方式。敦煌诗歌写本就是这样形成的。 　　从存在方式看，敦煌诗歌写本可分两类：诗集和单篇。其主体是诗集。单篇指一件写本只抄一首诗作，如《秦妇吟》，此类写本很少。诗集又包括别集（个人诗集）和集抄（集合数种诗作或数个诗人的选集）两种类型，以集抄为多。 　　从传播的角度看诗集，至少要知道它的名称、作者、编者、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