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礼治思想.docVIP

朱熹的礼治思想 　　[摘要]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关键词] 朱熹；礼治思想；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 B244.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1―0044―05 　　经世济民、注重事功，自古以来就是儒学及儒学家天然的气质与情怀，朱熹自然也不例外。他自幼即对于国家政治有着深切的关怀和忧虑，然而一生仕途坎坷，在十九岁中进士及第之后的五十余年中，“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67页。他的许多关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等各方面的理想设计均无法在政治实践中得到完全展现，只得在日常讲论及师友的书信往来，尤其是在编修与诠释礼乐经籍的过程中“借着古代文献的躯壳而建立起了他的‘理想王国’。”王贻梁：《〈仪礼经传通解〉与朱熹的礼学思想体系》，朱杰人主编：《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而朱熹的礼治思想就正是这一“理想王国”的基本架构。 　　一从王安石到朱熹：朱熹礼治 　　思想的理论背景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大构成部分。对于其时代性的理论背景，陈荣捷先生曾经指出，朱熹的时代是“后王安石的时代”。陈先生认为，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称为建立期，其高潮出现于仁宗时代。宋初儒学的复兴经过七八十年的准备到此时已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体现在政治思想方面，则以超越汉、唐，回归“三代”为理想政治蓝图。第二阶段为定型期，集中体现于熙宁变法。“这是回向‘三代’的运动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的阶段，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功能的时期。”第三阶段即转型期，朱熹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失败之后，南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出现了基本范型的转变，但又并没有脱离熙宁变法的主体范畴，变法的影响力仍然在不同方面起着作用。见陈荣捷：《自序二》，《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9页。儒学在两宋的中兴，一方面在于宋初统治者在总结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深感诗赋误国，为了拯救世风而重振儒家伦理纲常；另一方面，广大的儒学士子出于捍卫儒家正统地位免受佛道二教威胁的危机意识，也开始与朝廷并力倡扬儒家经学。他们对儒家经学的倡导，既是力图在传统经学中寻找治国图强的依据，又希望以经学改革科举，为统治者培养治世之才。其中，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在熙宁变法之初，他就亲自主持“经义局”，重释《诗经》、《尚书》、《周礼》，辑成《三经新义》颁于天下，以统一经义的训释，为变法提供法定的权威依据。同时，《三经新义》也是科举取士的标准读本：“进士罢诗赋、贴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334页。有鉴于此，各级学校也就不得不以《三经新义》为基本教材。王安石的这一科举改革即使在熙宁变法失败之后也基本得到保留，对后世的科举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王安石强调以经学治政和培养人才，其中对礼学尤为重视。他指出：“有其权，必有礼以章其别，故惟辟玉食也。礼所以定其位，权所以固其政”，（宋）王安石：《洪范传》，《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9页。又道：“以贤治不肖，以贵治贱，古之道也”，（宋）王安石：《谏官》，《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第378页。认为礼是建构和维护合理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4年第1期冯兵：朱熹的礼治思想程、朱理学兴起之后，虽然二程与朱熹等人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有着诸多非议，但在以礼治世这一点上却深为契合，并有着较为明显的承续痕迹。尤其是朱熹，无论是坐而论道还是在亲力亲为的政治实践中，他关于传统礼学在政治中的具体运用、功能及意义都有着深切的体悟，并在总结和扬弃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各代思想家的理论之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礼治思想体系。二德礼先于政刑的为政原则论 　　朱熹的礼治思想乃儒家一贯的仁政思想的体现，而儒家的仁政思想背后总有一个绕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