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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与罗振玉之诗学关系 　　关键词： 王国维；罗振玉；诗学；词学；《咏史》；陆游 　　摘要： 王国维与罗振玉因诗歌结缘，自此两人开始近乎一生的相知相守。罗振玉对王国维《咏史》组诗的赏识，奠定了王国维在罗振玉心中不可移易的地位。罗振玉的诗学根源于《毛诗序》，而涵养于杜甫、陆游二家诗，其崇尚真诚、雅正、自然，反对雕琢、应酬的文学观与王国维有着许多不谋而合之处。特别是对陆游诗歌的共同偏嗜，拉近了他们心性和诗学的距离。虽然陆游在王国维的词学谱系中因为介乎被极度推崇和极度贬抑的两极之间，而未能彰显出特别的风采，但陆游的诗学实际上沉淀为王国维词学的一种底蕴。罗振玉的诗学在这一考察维度中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2014 　　1898年，王国维到上海任《时务报》书记，结识了罗振玉，后入读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又结识了罗振常、刘大绅、沈紘、樊炳清等人。此数人虽皆好诗词，但除罗振玉、刘大绅创作较多外，其余均属偶尔为之，难称专精，似也都无意往这方面安排更多的精力。此数人都活跃在王国维填词创作的高峰时期和词学观念的形成时期，所以彼此的共读、诗词唱和、词学商讨对王国维词学思想的形成具有着重要意义。罗振玉在王国维学术生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认同，但这种认同更多地集中在传统经史、金石文字等研究方面。他们莫逆于心，倾盖谈学，欢若平生。至于在诗学思想上，罗振玉与王国维有过怎样的的交流，却一直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虽然这种诗学交往在王国维早年的词学形成过程中未必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彼此的影响应该是客观存在的。 　　一、王国维的《咏史》绝句与罗振玉的惊为“伟器” 　　罗振玉“认识”王国维的特异之处正是通过诗歌。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说：“……戊戌夏，遂立东文学社……公来受学。时予尚未知公，偶于其同舍生扇头读公《咏史》绝句，乃知为伟器，遂拔之俦类之中。”[1]228罗振玉的这一说法得到了王国维东文学社同学樊炳清的佐证，樊炳清在《王忠悫公事略》中也说：“时上虞罗叔言参事（振玉）设东文学社于上海……公来受学。参事见其《咏史》诗，大异之，许为大器，力拔之庸众之中。”[1]224王国维的《咏史》绝句有20首之多，大致作于1898至1900年间。今上海图书馆藏有《高啸桐友朋书札》，其中存有王国维诗函一通，即用东文学社印格子纸誊录全部《咏史》绝句20首。诗末王国维记云：“庚子三月，以事留滞武林，病风苦咳，不能读书，辄拈笔咏古，得二十绝句，录呈啸桐先生正。王国维草。”[2]620庚子（1900）三月，当是此组诗的定稿时间。识语中所谓“拈笔咏古，得二十绝句”，也只是綰合数年间咏史所得诸绝句而言。以此而言，《咏史》组诗当主要创作于上海、杭州二地，而罗振玉在1898年所见题于扇面者，只是先期写作者，当时组诗或尚未完成。 　　那么，究竟是哪一首诗歌引起了罗振玉的注意呢？樊炳清与罗振玉文皆未言其详。倒是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说出了具体情形，其语云：“……时同学仅六人，罗先生偶于其同舍生扇头读先生《咏史》绝句有‘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之句，乃大异之。”[1]408赵万里编订年谱，对罗振玉多有征询，此所记之事或听闻于罗振玉。 　　“千秋”二句（按，“西头”应作“东头”）出于《咏史》组诗第12首，前二句是“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罗振玉何以“大异”此诗，并由此看出王国维的“伟器”之质呢？此诗前二句比较张骞、陈汤与甘英在沟通汉朝与西域关系中的谋略与贡献大小，甘英作为西域都护班超的掾吏曾出使大秦，虽因海域辽阔、天气恶劣而未至大秦（即罗马帝国），但亦曾抵达临近的波斯属国条支（即今伊拉克），而张骞、陈汤虽也有西征匈奴的经历，但其谋略不过区区西域百城。论其远略，张骞和陈汤自是逊色于甘英。后两句极写甘英东望大秦国时怅然但不失威武之姿乃千秋以来最为壮观的景象。王国维写作此诗的意图当是以汉代的强盛与汉代帝王的雄才大略来映衬当今备受西方列强凌辱的现实以及清季柔弱的帝王和国民心态。 　　要明确这一层意思，可以对勘组诗的第18、19首：“五国冰霜惨不支，崖山波浪浩无涯。当时国势陵迟甚，莫怪诸贤唱攘夷。”“黑水金山启伯图，长驱远蹠世间无。至今碧眼黄须客，犹自惊魂说拔都。”前首言宋朝国势衰颓，故而士大夫高论攘夷；后首称赞蒙古西征乃当时绝无仅有的宏伟霸业。王国维在将组诗抄赠高啸桐时曾在第18首诗下附注云：“尝谓国势愈弱，则恶外人愈甚。宋人甚恶外人，汉、唐、元盛时不然。国朝嘉、道后始恶外人，康熙间不然。”[2]620王国维将国势的强弱与对外人的喜恶直接对应起来，也许显得简单，但王国维应是针对当时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抗拒排斥心态而言的，王国维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发现了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