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文化影响要素研究.docVIP

现代日本文化影响要素研究 　　编者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刊历来关注国家的荣辱兴衰。去年九月以来日本政府策划的钓鱼岛闹剧及其持续发酵，令本就不和谐的中日关系彻底陷入了“冰点”。回顾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中国人民充满了强烈的耻辱感，钓鱼岛事件再次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钓鱼岛事件的发生，让本刊觉得很有必要对日本的文化特质做一些剖析，试图从这些文化基因中解读近代以来这个国家为何对中国是如此的霸蛮和不友善。相信读者读了这些文章后。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一 　　文化比较学科虽然兴起比较早，但其研究的发展进度并不是非常显著。究其原因有许多要素和背景。按照目前的看法，文化比较研究的难点之一就在于文化比较的基准非常难于把握。换而言之，无论两个民族文化体之间相似度如何，但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精神及其文化表象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和原因。难点之二就在于研究者在对其文化精神进行研究前，出于对近代文明的理解不同和研究者本人所处的文化圈的不同。已经形成了研究者个人固有的“文明文化”的概念范畴，并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文化文明的“好”、“恶”的识别者。 　　从日本文化研究或中日文化比较的研究视野看，以往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免都出现了上述的研究倾向。其中像目前为我国一些日本文化学者奉为经典的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书就是如此。该书以象征日本天皇家族的菊花和日本武士的刀为研究契机，试图阐释二战时期日本军人效忠日本天皇的殉死精神和日本人的忠孝精神。对于一个生长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提倡平等自由的欧洲文明圈的学者来说，二战时期日本军人注重等级关系，并以死效忠日本天皇的忠孝精神可能在欧洲的文化史上实为特例和罕见，而对于生长在亚洲国家的研究者来说则对此颇不以为然。自古以来亚洲的文化精神中，效忠皇帝和誓死不做俘虏早已是人所共知的文化行为准则，并不是日本独家发明的文化精神。再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归纳的所谓的效忠天皇的日本精神可能只是在近代以来日本皇权专制下所体现的一种带有特殊时代背景的精神体现，当然这些归纳并不能代表现代日本人的文化精神。 　　在我国学术界，有关中日文化比较以及日本文化研究的成果不少。其中像笔者在《文化差异与冲突》一书中，曾就中日两国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比较研究。但是在其研究中，对于此前学术界所列举的我国文化精神中的“因循守旧”、“贪大求洋”等弊端能否真正代表古代或现代中国文化的精神仍持存疑态度。换而言之，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万恶的专制体制所造就的病态表象未必能真正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精髓。 　　文化本身是流动变化的。抛开时代的背景单纯就文化而谈文化显然并不能分析其变化的过程。 　　鉴于上述认识，在这里笔者拟以日本古代文化特征为研究线索，从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的变化中，试图探讨和分析现代日本文化变化的倾向、表现，并以此探讨影响现代日本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向的原因要素。当然，对于一个时刻在发展变化的文化体来说，这些探讨和研究虽然试图从“过去”的文化表象史中去寻找，但其研究本身而言，仍然具有片面性和以偏概全的弊端。 　　二 　　传统的日本文化史研究比较注重对日本的文化现象进行追根朔源，试图从日本的文化典籍中搜寻其对文化现象的解释。但是事实上，日本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不仅影响了日本文化产生的模式和日本人的文化心理，而且这种早期基于本国的地理和自然环境而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也左右了日本在引进中国的唐宋、荷兰以及欧美等外来文化时的文化价值模式。换言之，日本四周环海与欧亚大陆相隔的自然地理、传统渔业和小面积水稻种植的生产方式以及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的自然灾害等地理和生产方式所形成的日本本土文化精神和文化思维模式左右和支配了对外来文化吸收的方式和方法。 　　与众多的大陆国家不同，日本四周环海，古来鲜有与外界交流和往来的机会。早期日本了解外界知识的窗口是从日本渔民海上遭遇台风后，在偶然的机会漂泊到中国东南沿海获救回国的漂流民。在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人开始通过遣隋使和遣唐使来获得中国的文化。但是日本派往海外的只不过是为数不多的使节、留学僧人而已，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也大多是从随行人员带回的书籍中得来的。这样，孤立于欧亚大陆的日本自古就养成了对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对外界的敏感。 　　日本对外界知识的好奇心和强烈的学习欲望在中国的隋唐时期表现的比较明显。隋唐时期日本不仅将中国的儒学和佛教典籍、政治制度、建筑、绘画，而且还将中国贵族的生活方式、音乐等引入到了日本。我们从今天的日本奈良、京都古城遗址和历史文献资料看到，当时的日本不仅将唐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按比例缩建了奈良和京都城，而且还兴建了类似长安和洛阳城的大街和皇宫及城墙。 　　日本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在日本历史的沉积中，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心理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