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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性 　　摘 要：国家公权力既是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建构的原动力，也是影响其行使的主要因素之一。与规范意义所有权不同，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取得采用了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非传统方式；集体与组织的话语转换和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的虚实转换，使我国集体土地权利主体的支配意志在立法上受到技术性限制，组织中的领导权力对农民成员表决权的行使会产生制约作用；转移处分权的缺失和用途处分权的行使禁区，使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处分权能不完整，进而会削弱其收益权能。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性构成了农村土地权利体系改革的约束条件，如果这一约束条件不变，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将很难与规范意义所有权相提并论。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集体土地所有权；所有权取得；农村集体组织；物权变动；所有权主体支配意志；所有权权能；处分权能；收益权能；规范意义所有权 　　中图分类号：F121.1；DF4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4 　　土地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权的建构必须依赖于国家对其经济制度的宪法定位。根据我国宪法第六条的规定，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了满足这一宪法定位，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就只能被建构为国家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两种与西方国家的所有制划分一般采用公有制、私有制和国有制三分法不同，我国的所有制划分采用的是非公即私两分法，国家土地所有权等同于全民土地所有权，因而只能归入公有权范畴，但在西方国家，国家土地所有权特指各级政府的土地所有权，故并不属于公有权范畴（科斯 等，1994）。 。其中，国家土地所有权堪称规范意义所有权（即“应当”具备所有权全部理论特征的所有权），但集体土地所有权却具有不同于规范意义所有权的特殊性。本文拟从物权的取得方式、主体界定的技术处理和权利的内容构成三个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性，希望能为我国农村土地权利体系改革提供一些启示。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取得：非传统方式 　　1.集体土地所有权产生之前的土地制度背景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社会秩序，于1950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通过全面土改来建立一种与民国时期完全不同的“农民土地所有制”。 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这一制度设计，唯有运用国家权力破除原有的土地权利体系，重构土地所有权。因此，土改的基本做法是先通过阶级成分的划分来完成农村人口的敌我识别，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于同年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将全国农村人口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含雇农）五种成分；然后再凭借国家公权力强制没收地主、半地主式富农所有的土地，并无偿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雇农、贫农及中农，使这些农民取得土地所有权。“农民土地所有制”即由此而建立。 　　聂 佳：论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性 　　然而，“农民土地所有制”仍属于土地私有制。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农民，其权利性质还是私有权。尽管这种制度设计释放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叶国文，2008），但却并不符合当时我国革命所蕴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想，注定只能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根据我国革命的发展路线图，共和国政府的成立，是我国革命第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同时也是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李富春，1980）。因此，当土改结束后，在“农民土地所有制”之上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公有化就成为我国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应有之义。 　　2.集体组织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基本方式：农业合作化运动 　　由于我国的农村土地在三年土改后已基本分配完毕，欲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公有化，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来改变“农民土地所有制”。而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外在形式就是由国家对农民开展以政策宣传、形势教育、争先竞赛为特征的政治动员，发动农民参与群众运动，即以苏联集体农庄为楷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其内涵则是要完成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变更，让集体组织成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 　　具体而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取得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紧密衔接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以1953年底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为标志，借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这一新设立的集体组织，先将农民土地所有权中的基本权能（即土地使用权）分离出来统一至集体组织的名下；要求入社的农民必须在初级社的统一安排下共同使用本社范围内的土地，至于被使用的土地属于谁所有则无关紧要。由此形成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仍为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却变更为集体组织的两权主体分离格局。 　　在第二阶段，以全国人大195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