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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起鹤与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 　　清末民初，作为帝都的北京也逐步开放。虽然，北京的现代化进程，要晚于同时期的中国沿海较早受西方影响的城市。但是，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古老的北京其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重商思想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出现了专门的商业学校，而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即其中的典型代表。 　　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创建于1914年，初名为“北京育才商业职业学校”，后易名为“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及“北平财商学院”。该校是北京最早的正规意义上的商业教育学校之一，当时社会上大批优秀的英语、统计、财会和商业人才皆出自该校。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下称“财商学校”）的创办，从校舍到师资都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一手操办，而在财商学校的筹备和建校初期更是离不开北京青年会干事费起鹤的努力。 　　费起鹤（1879-1953），字云皋，直隶省通州人（今北京市通州区）。其父亲是一名忠实的基督教徒，后成为牧师。由于父亲的牧师身份及其自身的勤奋好学，费起鹤由在通州的美国传教士资助，进入位于通州的潞河书院学习。该校是一所教会学校，由美国公理会创办于1867年。从1888年至1899年，费起鹤在潞河书院以全优的成绩修完全部小学、中学课程，顺利毕业。就在费起鹤毕业的这一年，义和团兴起，费的父母作为基督徒被杀害，教会认为费起鹤的父母是为教殉难，因此对他特别照顾。1901年，在学校召开的教师会议上，一致审议通过由潞河书院出资送费起鹤和最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孔祥熙二人赴美读书这一提案。同年八月，费起鹤与孔祥熙从天津港登船，去往美国。九月到达美国的旧金山，但因护照问题，1903年才正式入学。费、孔二人就读于欧柏林学院，并于1906年顺利取得学士学位。这一年夏天，费起鹤又进入耶鲁大学继续学习深造，翌年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1907年，费起鹤回国，先在天津普通中学堂任总教习，后又受直隶省教育局邀请，担任直隶高等学校教务长一职。三年的教育管理经历加上美国留学的理论基础，为他日后管理北京财商学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11年，费起鹤就职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智育部，与该会总干事格林（Robert R.Gailey）等一起，为财商学校的建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以适应当时北京工商业的发展需要。经过多方筹备，财商学校于1914年正式成立，费起鹤担任首任校长。 　　北京财商学校成立之初，校址位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会所里面。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学生的日渐增多，青年会内的楼房已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校址于1923年迁至环境较好的无量大人胡同36号。据财商毕业生谢润民回忆，该宅为费起鹤的私产，财商学校迁过来之后，费携家眷住在后院。20世纪20年代兴起“收回教育权”运动，主要针对外国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要求这些学校须拥有自有的校舍，并向中国政府注册。在此次运动的刺激下，财商学校开始筹备新校的选址和建设，后于1928年迁至位于东城的马大人胡同，继续办学。 　　费起鹤深知师资对一个学校的重要性，他尽力网罗优秀人才，并利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为学校配备了业务水平较高的教员，这些教员多是普林斯顿大学派遣到中国的毕业生，其中有卡鲁瑟（Donald W. Carruthers）、帕克（Albert G. Parker）、修迈克（Semuel M. Shoemaker）、杨（Walter S. Young）等。这些教师与财商学校签有正式合同，工作时间为两年，合同中规定了教员的每周最长工时、教员的职责是“全身心地投入和热爱学校的工作”、教员往返美国与北京的路费由财商学校承担以及教员单方面原因终止合同的解决办法等。后来学校出现师资本土化，是因为财商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出国深造，而后返回母校教书，这使聘请的外国教员逐步减少，中国本土教师越来越多。 　　当时北京的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对新式商业人才的渴望，财商学校的出现正是适应了这一需求，学校的宗旨即是“造就中国实用财政商业专门人才”。费起鹤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智育部的干事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注重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所以该校的课程设置格外注重革旧鼎新，与时俱进。财商学校创建之初就宣称其建校的目的是“将中国青年培养成为诚实而训练有素的商人”。最初，财商学校的学制为四年，后改为五年制，前两年是预科，后三年是本科。前两年重点学习语言，主要是英语；后两年主要学习有关财政、商业的专业知识。注重英语的会话、阅读、写作，主要是适应西方经济文化对中国愈来愈深的影响。被学生称为“财商学校两绝”的是：英文打字和英文书法，英文打字要求每分钟盲打70个英文单词，打出的文件要求墨色均匀且无误。在1929年12月24日的《北大日刊》中，有一篇《出版部布告》，公布出版部招用打字生考试中，第一名为财商毕业的孙元章，这也从一方面反映了财商学生过硬的打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