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清代理学观述论.docVIP

钱穆清代理学观述论 　　摘要：钱穆先生将清代理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认为清代理学无标志性人物，也无清晰脉络可寻，但并非“竭而无余华”。他提出“每转益进”说，指出清代理学承袭晚明儒学而来，在乾嘉时期经戴震、章学诚等人发扬光大。钱穆治清代理学的特别之处在于认为考据学是理学的一个环节，高扬理学而贬低考据学，甚至将清学史写成理学史。钱穆看重学人的立身处世之操守，在民族危机深重之时，以理学济世，弘扬民族精神。 　　关键词：钱穆；清代理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2-0020-07 　　目前学术界对于钱穆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已有一些论著问世，因为钱先生的著作博大精深，所以研究者一般只做单方面的探讨。钱先生治清代学术史方面，当前的论著主要探析了他的清代学术思想。这些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钱先生治清学史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倾向，有助于学界更全面深入地探讨这位20世纪著作等身的史学巨匠之学术思想与治学特征。然而，钱穆治清学史主要偏重清代理学；而据笔者所见，对于其清代理学思想，目前学界的探研相对较少，所以有必要专门撰文探讨之。 　　钱穆先生并无一本专著命名为“清代理学”，然而他在清代学术思想方面的著作，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虽名曰“学术史”，然则内容主要是思想史，且主要是理学思想史；《国学概论》第九章名为“清代考证学”，而其内容也主要是清代理学。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这些著作中窥探钱穆把清代学术史写成理学史的缘由，亦可据此分析其对清代理学的态度、对清代考据学与理学关系的认识以及对重要清代理学家的看法等。 　　一、钱穆对清代理学的总体考察 　　对于清代理学，钱穆有如下一段重要的评论：“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然亦并非谓如散沙乱草，各不相系，无可统宗之谓也。窃谓寻前有清三百年理学大纲，莫如分为晚明遗老，与顺康雍诸儒，以及乾嘉与道咸同光之四部分。”[2] 　　清代理学没有像王阳明那样奠定儒学基调的大儒，也没有宋代那样清晰的学术流衍与分野，这是钱穆对清代理学的基本评价。钱穆将清代理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晚明诸遗老时期，明末王学发展至极点，东林有由王学返朱子学之势，后来学者或向朱，或向王，或调和折衷二者；明末讲学益精，可以为理学旧公案做定论。第二阶段为顺康雍时期，理学道统成为朝廷束缚社会的器具，陆陇其、李光地、张履祥等在野在朝的理学家水平均不高。第三阶段为乾嘉时期，考据极盛之际，理学旧公案之讨论复起；戴震、章学诚的议论皆出于宋明，乾嘉学者在经籍之间的考据所得可弥补宋明之缺失而令其发扬光大。第四阶段为道咸同光时期，政权腐败，西力东渐，内忧外患，学者经世之志再次急切，理学复兴，但情急之下，学者涵养不够，未能做出大成就。 　　钱穆对于清初理学沿袭明末儒学的余韵而呈现出返朱、王的两种趋势感到欣慰，认为：明末讲学之风盛行，而道理也因此越辩越明，对于理学的一些旧公案做了结，可谓大功一件。钱穆对清代中期的理学有较高评价，提出：戴震、章学诚以考据为辅助工具，议论立于其上，弥补宋明理学之缺失，进而能发扬光大理学。章太炎一句“竭而无余华”深深影响着后人对清代理学的评价，钱穆对清代理学的关注，除了对梁启超的清学史观不满外，还有对章太炎的反击。钱穆曾自述，一生的学问，都是针对着当时的学术热点而发。现在看来，他的观点常常与主流意见不一。钱穆为学低调，不喜与人争是非、争门户，因而他的议论基本不指名道姓地针对谁，但对于清代理学的褒扬，确是针对章太炎的观点而发。 　　抗战时期，政府组织编写宋、元、明、清四朝学案，钱穆在成都受命撰《清儒学案》，搜集资料甚勤，花费精力尤多，先于其他三部完成。重庆国立编译馆拟四稿交齐后始付印。时值日军投降，胜利还都，编译馆雇船返南京，数箱书稿坠落长江，钱稿也在内。《清儒学案》无副本，仅有存目曾载于四川省立图书馆的《图书集刊》，因而得以保存。该存目后被收录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中。从该存目可看到，钱穆以理学为纲，将清学分为六十四个学案，来编写清代学术史。 　　为探究钱穆治清代理学的思路，笔者特列《清儒学案》四编之案主如下：晚明遗老有夏峰（孙奇逢）、梨洲（黄宗羲）、杨园（张履祥）、桴亭（陆世仪）、亭林（顾炎武）、船山（王夫之）、石庄（胡承诺）、程山（谢文涛）、二曲（李颢）、习斋（颜元）、乾初（陈确）、蒿庵（张尔岐）、潜庵（应摄谦）、燕峰（费密），此为学案第一编（14人）；顺康雍之际，有潜庵（汤斌）、稼书（陆陇其）、西河（毛奇龄）、恕谷（李垛）、圃园（唐甄）、继庄（刘献廷）、南昀（彭定求）、念鲁（邵廷采）、余山（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