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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十字上消失的明代贡院 　　贡院是科举时代读书人跳龙门之处，考好了就是举人，既可上京会试，金榜题名，也可踏入仕途，光耀门庭。可以说，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充满读书人的希望，追求和向往。 　　大十字广场的中西部是老贵阳的贡院所在地，即科举时代贵州举行乡试的地方。贵州建省前，无权开科乡试，考举人要远道去四川应试。贵州建省后，亦未设立乡试，贵州生员改为就试湖广，后又改到云南考试。由于贵州生员赴邻省考试山高路远，极为不便，嘉靖九年（1530年），在京任户科给事中的贵州思南人田秋，向朝廷上奏请在贵州设乡试科场。嘉靖十四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建贡院开设乡试。时已升任广东布政使的田秋闻讯十分欣喜，慨然捐俸购置学田，以租谷作考生试卷费。 　　明朝时期的贵阳贡院本来在城西，后因战火遭毁。顺治十六年（1659年），巡抚赵廷臣请准改建于此。学政提督署本来同贡院在一起，后迁大南门常平仓南面，即人们所说的学政署，于是贡院就成了贵州专事进行乡试的场所。 　　贡院的规模很大，南抵狮子桥，北达翠屏山即今太平路一带，东临今中华中路，西沿贯城河。老贵阳中心的这一大片地区，之所以没有其他建筑，比如官署、庙观、书院、民房等，均因明、清时期都属贡院范围。据《贵阳府志》载，贡院有头门、辕门、公堂、官厅、鼓楼、役房、厨房、茶房、官住房、书吏房、掌卷所、誊录所等，单是供秀才们考试的号舍就有“二千九百有七”间，供饭食之处17间。贡院前还有一个大坝子，即今大十字广场南部，专供参加乡考的秀才们在此等候喊号，这个坝子后来就成了老贵阳的一个地名——“贡院坝”。贡院是科举时代读书人跳龙门之处，考好了就是举人，既可上京会试，金榜题名，也可踏入仕途，光耀门庭。可以说，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充满读书人的希望，追求和向往。 　　贵阳贡院作为贵州进行乡试的场所，在贵州科举上的贡献是突出的。据林开良先生统计，从贵州第一次乡试至清末，贵州科举考试累计中举人近6000名、进士700名。其中可看出，从贵州建省至贵州开科前的122年间，贵州仅中举人540余名、进士40余名。而从贵州开科取士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367年间，贵州中举人5400余名，进士670余名，其中贵阳的赵以炯、麻江县的夏同龢还中了状元，遵义的杨兆麟中了探花。还有不少人虽然只是举人，但他们的建树并不在状元、进士之下，如明代的丘禾实、何腾蛟、杨文聪、吴中蕃等；清代的李世杰、杨芳以及傅玉书、郑珍、莫友芝、雷廷珍、黎庶昌等等，这些人或从这里鱼跃龙门，或经过这里的熏陶荣登史册。 　　清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上书准奏，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贡院的辉煌也从此不再。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下令施行“新政”， 建立警察机构，并命令各省一律举办警察学校。第二年，贵州警察学校又称警政学堂建立，地址就在贡院北部，紧临翠屏山。学员除了从相关官员中选调之外，也向社会招生。当时科举废除，35岁以下的很多读书人都来报考此校，但只有佼佼者才能考取。学校课程设置为补习科、必修科、随意科，其中补习科包括伦理、生理、历史、地理、数学、国文；必修科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条约操作；随意科包括测绘、理化、日语。我的姑爹曾训武先生就毕业于这个警政学堂，毕业证上印有慈禧的半身像。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警政学堂停办，代之以贵州官立法政学堂，校址就在贡院西北部，地盘比警政学堂大几倍，今省话剧团周围都是它的操场。该校初办时，分官班和绅班，官费供给伙食，每月还要发几两银子供零花。由于这些人或为县官，或为佐貮，或为有钱人子弟，因此纪律渙散，课堂上还有跟班或佣人装烟倒茶。1913年，贵州都督唐继尧报请中央批准，将原官立法政学堂更名为“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规定学制为予科一年加正科三年毕业。这所法政学校以尹嘉诏为监督，候补知丽刘大琮为学堂提调，欧阳葆真为堂长，其办学宗旨是为预备立宪培养人才，学习内容主要是大清会典、大清律典、法学通论、国际法学等。初办时带有清末“课吏馆”的性质，因它的学员有相当一部分为已仕官员和候选官员，这些官员只知道吟诗作对，不懂新学，也不擅政务，来这里读书有点类似进行政学院，是一种“再教育”。后来向培养政法人才的专才教育转变，开设宪法、刑法、民法、民诉法、刑诉法、行政法、英文等课，为贵州社会培养了一批通晓现代法政的专门人才。由于它的教师大都是留学生，如王延植、熊铁岩、谷正伦、王梦淹等，所教内容基本上是那个时代欧美的政法理论，领风气之先，因而造就了一批仁人志士，如张佰龄、刘健群等都是此校学生。虽然学生良莠不齐，但总体上说，这所学校为提高贵州现代民主宪政意识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法政学校毕业的650名学生，从各县来读书的，大多回到各县地方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