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常瀛生先生.docVIP

怀念常瀛生先生 　　常瀛生先生去世后，总提不起笔来写怀念文章。我想，人不在了也就不在了，写不写文章，其实已经和老人没关系了。悲伤在自己心里，写不写出来，也和别人无关――为什么非要写出来给别人看呢？陶潜诗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如此而已。我当时甚至想，老人在九泉之下肯定会笑话我：“你这是干什么呢？”笑过后，他还会说：“行啦，费那个心思干什么？有工夫念点儿书多好。” 　　但是，话虽这样说，我却并未因此摆脱那份沉甸甸的惦念，心里总觉得阴沉沉、空落落的。每次从先生在安贞桥的故所走过，远远望去，我心里都很难受――今后再也见不到那位慈祥如父亲般的老人了。这个熟稔的地方，也仿佛变得陌生，离我渐行渐远，归入到我的记忆深处了。 　　我差点做了先生的学生 　　从20世纪90年代初识先生，到他去世，十几年里，我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位导师、一位慈父，尽管从年岁上说我应该是他的孙儿辈。这么说没有丝毫的矫情。这些年，在思想上得到他的点拨、指引，逐渐成熟起来；在学问上，看着他的书而读，长见识、增阅历；在物质上，得到他的惠赐就更多了：书籍、字画、砚台。总之，我这十几年的成长，和先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当初，我刚到北京市文史馆工作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机缘结识了先生，并与先生一见就如同故交。加之我的许多生活习惯，诸如早睡早起，不贪油荤、只好素食等与先生何其相似，因此他若参加文史馆组织的会议或活动，馆里都是安排我与先生同吃同住。一是便于我照顾先生，二是由于我们爷儿俩实在是气味相投。交往多了，他见我老实勤快，遇事又爱多问一些问题，于是就写信给文史馆的领导，打算收我做他的学生，学习满语。由于我知道自己在语言学习方面的水平实在不高，确实担不起承前启后的重任，与其到时候让先生失望，不如马上就向先生坦诚地解释一下。于是，我专门到先生的住所向先生解释我不能做他学生的原委。先生听着我力所不及的理由，看着我诚惶诚恐的目光，沉吟了半晌，然后慢慢地摆了摆手，像是自言自语般喃喃地说：“不说了吧，不说了吧。”但先生并未因此而疏远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我、惦记我，我也一直坚持有事情与先生联系，没事情就经常到老人住所看望先生的习惯。每次见面，先生总是拉着我的手真切地问：“乃父还好吧？”他的关心，每每让我备感温暖。先生这么大年纪，还经常惦记着我的家人，实在令我受宠若惊。 　　先生的学问，总结起来就是，为满汉文化的传承而坚守。尽管这些年他超然世外，不食人间烟火，但他不同于旧时代的文人。在他的眼里，社会上的一场场运动，无论先前的“新生活运动”，还是之后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过如“皇帝的新衣”――闹剧而已，因而也就无法让他的头脑发热。他的这份坚守，是不逃避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对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人生沉潜之后的深刻感受，是对人间一切美好事物的深深留恋。 　　爱新觉罗?瀛生的老北京城 　　先生叫爱新觉罗?瀛生，名文蓬，字瀛生。笔名常瀛生、安吉。1922年12月出生在日本横滨市，祖籍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十三世裔孙，清朝最后一代多罗顺承郡王爱新觉罗?文葵之胞弟。194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曾任燕京大学农科助教，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北京农业大学讲师、高等教育出版社农学编辑室主任、镇江农业机械学院教授等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十年浩劫中被打成反革命，1978年得以平反。平反后，瀛生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参与修订了郑易里编著的《英华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参与编译完成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951年至今，瀛生撰著和翻译并已正式出版发行的图书已有二十六部。由于瀛生对百科全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特别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表彰。 　　先生幼年的时代，正好是“满汉文化”融合的末期。两种文化的结合，不仅使先生成为研究满语专家，也使他成为研究满汉习俗的专家。 　　一说到“老北京”这三个字，先生就意犹未尽、无比兴奋。似乎老北京那些残灯末庙的遗风，给先生留下了许多太过熟悉的记忆：琉璃瓦、皇城根、窄胡同和铛铛车。这些个老物件儿，听着都是那么的舒坦，那么的亲切，或许，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感动……和先生攀谈的时候，看着他眉宇间那闪烁的目光，你就不难发现，先生对老北京城的那份眷恋是多么的执著，真令人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 　　先生总不闲着，隔不多久，就要写些事关老北京城的趣闻轶事。什么老北京的婚礼中的满族习俗，老北京的丧礼中的满族习俗，老北京口语中的满语以及老北京小吃中的满族食品等等，不一而足。我喜欢先生的文章，字里行间流露着娓娓而谈的平民语调和典雅朴素的书卷气，就像人生的哲学，追根溯源、透彻清晰，又亲切自然、朴实无华。 　　聊起这些文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