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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权力必须善良 　　如何对待别人，是衡量自身人性的尺度，也是衡量政治文明化程度的尺度。我相信，最能表明我们自身教养的，不是文凭，不是学历，不是顶戴的品级，而是我们能不能善以待人。善待他人不是善待家人和亲朋好友、主人和奴仆，而是善待陌生人，尤其是善待异议者。善待对手才能体现人性的高度。一个人当他挖空心思地想到如何最大程度的侮辱他人，他就是在最大程度地侮辱自己，因为充满于心的仇恨使他被恶毒之心主宰了，他不但要置人于死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中国王朝时代对犯人，主要是政治犯人，往往采取极其残酷的刑罚，下油锅、五马分尸、车裂、凌迟等等，它们最好地证明了王朝政治的暴力本质，一个文明社会、文明政府和稍有善良之心的人是绝对想不出如此残酷的刑罚措施的。法律、节制和善良，在残酷的政治中成为有害的东西，此中的政治信条是，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文明社会和文明政府绝不会把自己交给不受约束的、任意的自我意志的支配。马基雅维利说过，“君主的随心所欲乃系疯狂，人民的随心所欲实属愚蠢”。当代中国人见证了人民的随心所欲，他们毫无顾忌地伤害他人，相互揭发和撕咬，打倒他人者被打倒，革命者成为反革命。人类之所以高贵，全由于他们具有自我约束能力，虽然他们的自我约束力并不可靠，但具有这种能力和潜质至关重要。他们完全可能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高等动物，褪去身上的兽性，使自己富有尊严。一旦他们放任自己，显露出他们本性中最坏的方面，他们就不但毫无高贵可言，而且兽性大发，比任何其他动物都卑鄙无耻。他们的报复心之强烈，相互毁灭的破坏力之大，制造恶行的能力之完备，超过所有的凶猛野兽。法治政府维护法治的意愿，很少有恣意妄为、破坏法治的冲动，与它的成员普遍愿意将自己置于法律约束之下、保持适当的精神高度有很大的关系。 　　举例来说吧。罗斯福1937年决定利用在上年大选中高票获得连任的政治优势对他认为阻挠改革的最高法院加以大刀阔斧地改组，以年轻化为名要重新任命9名大法官中的6位，他的改革触动了美国宪法制度的基石，也严重冒犯了美国民众素来对最高法院的敬仰之情，最后被国会否决。美参议院给出的否决总统改革方案的理由有如下述：“法院并非十全十美，法官也不是。国会并非十全十美，参议员和众议员也不是。行政部门不是十全十美。政府的这几个分支以及其下属各机构都充满了一个个的人，他们大多数都力图无愧于这样一个原先是为了全体人民谋求尽可能最大程度的正义和自由而设计出来的制度的尊严与理想主义。如果我们把这个制度贬低到使制度运作的人们并非十全十美的标准，我们就是使这个制度毁于一旦。而如果我们以耐心和自我约束的态度把这个制度保持在原先设想它时的那样高的层次上，我们就会加强这个制度，并加强我们自己，我们就会使一切人的正义与自由更加确实可靠。” 　　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今天恐怕没有人敢否定如下断言：政府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保护公民或子民的权利和尊严。公民有独立的政治参与权，子民是皇帝陛下的被统治者，俗称老百姓。无论是公民、子民还是老百姓，他们都有权得到政府的保护，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纳税人为何纳税。可以绝对肯定地说，纳税人的税不是为了养活一批人让他们掠夺自己，摆布自己，凌辱自己，不是为了供奉一批人养尊处优，不是为了使一批人有充足的公款可以吃喝玩乐，摆排场显阔气。他们纳税仅限于他们保护自己权益所需的成本。需要警察维护秩序，需要法院受理诉讼和公正审案，需要国家领导人对外代表国家和国民。由于政府依靠纳税人得以存在，它就不能为自己而存在，它没有，也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在仲裁利益争端时必须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政府必须对所有人保持善意，一视同仁，政府没有自己的敌人和敌对势力，为此，宪政和法治对它来说就是一种绝对必要。利益中立的政府从不直接给国民定罪，因为这只会使它失去公正立场，更不可能把国民作为打击对象，政府的惩治只能是法律的惩治，只有法律才能给国民定罪，与此同时政府也受制于法律，这样，政府才能始终是国民权利和尊严的保护者，政府在受制于法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使自己的形象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上，在国际上有更加良好的形象，在国内更有力量。 　　政府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情形就大不相同，这时，它就会是一个为了自身存在而存在的利益实体。有利益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对手，有对手就需要打击和消灭。因此，它不可能处于不偏不倚的利益仲裁者的地位，它也不可能成为全体国民利益的可靠保护者。只要有了自身利益，就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把保护自身利益作为它的首要目标和最终目标，法律固有的确定性和一贯性不能适应它随时出击和惩治对手的需要，法律会成为它采取自由行动的障碍，因为它必须根据形势需要非常灵活地打击和直接治罪。 　　这种非常灵活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常常被人们称为政治艺术，政客们笃信对社会治理要做到宽严相济，张弛有道，要团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