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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见死不救”刑罚化的思考 　　摘 要：“见死不救”，已成为近年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话题，各种事件的恶劣后果冲击着国民的道德感官与社会良知的底线。关于“见死不救”是否应该入罪，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许多人提出“见死不救”应当构成犯罪。然而本文却认为，“见死不救”不宜入刑。 　　关键词：见死不救；不作为；刑罚化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83-02 　　近年来，在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关于“见死不救”事件的报道，记者们无不口诛笔伐、痛心疾首，读者们无不扼腕叹息、愤慨不已。一桩桩惨痛事件都有着相似之处――现场围观者的无动于衷，使最佳救援时机丧失，造成了本可避免的悲惨结局。人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每当意外发生后，围观者都不愿施以援手？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同情怜悯之心是否将不复存在？日前更有人大代表直接提出，刑法应增加“见死不救罪”这一罪名，主张运用法律手段来遏制“见死不救”的现象。本文无意也无力分析造成当今社会冷漠的深层原因，在此仅探讨“见死不救罪”立法的合理性问题。 　　一、关于“见死不救”是否入罪的不同观点 　　增设“见死不救罪”的提案一出台便引起广泛争论。赞成者认为“见死不救”的社会危害性在不断扩大，若仅仅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上来惩罚“见死不救”现象，那么这种恶性社会现象的蔓延将无法得到遏制。 　　反对者提出了许多增设“见死不救罪”不可行的理由。例如，有学者认为“见死不救”仅属于一个道德问题，只能在道德上对不施援手者谴责，不能混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将道德层面的问题“法律化”。也有学者提出“见死不救罪”是道德问题“泛法律化”，认为属于公序良俗范畴的“见死不救”不应运用法律手段调整，或者仅因一方利益受损就给他人横加法定义务，法律的意义就会变味，变成以法律的名义过分地介入道德行为，认为“泛法律化”的实质就是道德专制和道德暴力。 　　更有学者的立场既非“赞成派”，亦非“反对派”，认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负有特定义务的特殊主体而言必须设立“见死不救罪”，而对一般主体则不需要刑事立法考量。 　　二、“见死不救”行为是否入罪之己见 　　本文认为，简单地将见死不救行为入罪，存在诸多不当之处。 　　（一）对特殊主体“见死不救”犯罪化属于重复立法 　　我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行为有两种：作为和不作为。在刑法上，“见死不救”是一种不作为。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的危害行为。成立不作为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前提条件，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作为的特定法律义务。如果行为人不负有特定的法律义务，就不会存在不作为的行为形式。其次是重要条件，行为人需要具备履行特定法律义务的能力。如果行为人没有履行特定法律义务的可能性，也不可能成立不作为。最后是关键条件，行为人未履行作为的特定法律义务。在不作为犯罪中，作为义务反映了不作为犯罪的基本事实和构成要素的本质特征。此时的“特定法律义务”中并不包括道德义务等一般社会意义上的义务。作为义务的根据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 　　“见死不救”行为的主体依照是否有特定义务划分，可以分为两种：特殊主体和一般主体。特殊主体是指负有特定职务或义务的行为主体。行为主体一旦负有这种义务，“当为”且“能为”却“不作为”，就会具备典型不作为犯罪的必要条件。而此时，刑法对特殊主体负有作为义务而不作为的情况，规定得十分清楚和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只需要直接适用即可。例如，一名自愿被雇佣做小孩保姆的妇女，在合同关系的基础上保姆负有特殊的义务，即一定条件下于危难之时应当救助小孩。有一天，保姆发现小孩贪玩割伤了手腕动脉，在小孩血流不止、生命垂危之际却不闻不问，最终致使小孩失血过多死亡，保姆的行为显然构成不作为犯罪。司法实践中会对其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论处。此时，徒增一个“见死不救罪”实无必要。 　　（二）对一般主体“见死不救”犯罪化有矫枉过正之虞 　　1.基于法律与道德的区别理论考量 　　法律是指由社会自发形成和人们制定的合理调节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是全体人们的理性和意志的反应；而道德则是指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等观念以及与这些观念相适应的、并由人们的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与法律虽然同样都是社会的规范与社会的调整形式，二者联系密切，但还是有区别的。法律是最底线的道德，是最基本的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道德则较之法律有更为丰富的层级性。所以，法律虽然可以利用其强制力迫使人们“见死皆救”，但如果人们始终没能认清“见死不救”的本质危害，缺乏普遍的道德认同，没有发自内心的见义勇为、救助弱者的追求，结果只会有两